秦阿房宫遗址范围内有2万农民，秦始皇陵园范围内需搬迁1039个农户、28家企事业单位；汉长安城范围内现有5万农民；唐大明宫遗址核心区则达到了25000住户，约10万人口，以及89家企事业单位……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使大遗址不堪重负！同时，城市发展对土地的渴望，人们对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都让大遗址危机重重。作为文物大省的陕西，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大遗址一度成为束缚地方经济发展的“锁链”，汉长安城甚至被附近百姓称为“害城”。长期生活在遗址区内的百姓，对遗址充满怨恨。

　　为了保护遗址，一个城市也需作出巨大的牺牲。新中国成立60年来，西安市政府为了保护汉长安城遗址的完整性，始终没有在遗址范围内规划安排大型建设工程和城市建设工程。早在上世纪70年代，西安市政府就拒绝了当时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在汉长安城遗址的选址计划。上世纪90年代，规划建设的西安绕城高速公路北段原设计横穿汉长安城遗址，在文物、交通、规划等部门的努力下，省、市政府以大遗址保护为重，果断决策，修改原设计，使西安绕城高速公路北段避开汉长安城遗址区，为此，在当时条件下增加建设投资2亿多元。

　　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说过，“大遗址是所有文物的龙头。文物工作归根结底是四个字：保护、利用。可见如果仅仅是保护而忽略利用，不仅遗址是死遗址，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都会背上包袱。”如何变“害”为利，是政府和文物部门必须解决的难题。正如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荣所说，保护大遗址一定不能影响当地百姓的积极性，这样《文物保护法》才不致变得苍白。

　　博弈

　　保护必须与发展同步

　　“由于大遗址占地面积大，而且一般都分布于自然条件较好、经济发达的地区，所以长期以来，大遗址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土地资源高度紧张的矛盾日益凸显；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的矛盾日益凸显；与新农村建设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矛盾日益凸显；与大遗址所在区域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水平提高的矛盾日益凸显。”省文物局局长赵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保护与开发一直是一对尖锐的矛盾，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不少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古建筑、古遗址及风景名胜区整体风貌遭到破坏。因此，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那么如何让大遗址保护走向积极的发展式保护？如何让保护与利用形成一个有机的生态链？“四个结合”是陕西大遗址保护的基本观点，也构成了文物保护与发展的完整生态链。这“四个结合”意味着：大遗址保护要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与当地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与当地城乡基本建设，以及与当地环境改善相结合。

　　正是这一理念与方案的提出，使得昔日备受诟病的居民生活不便地区在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中换了一番天地。去年10月1日，占地3.5平方公里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恢弘庄严的丹凤门、高大雄伟的宫墙、坚固壮美的台基，无一不体现着昔日盛唐的辉煌。建成后的公园有三分之二的部分免费对市民开放。

　　71岁的蔺建权回忆道，从他记事起，一家人就生活在大明宫遗址区上的村子里。村里没有下水道，坑坑洼洼的道路，一下雨就积满了泥水，一出门就是两脚泥，如果下大雨，雨水常常进到屋子里，把家具也淹了。在大遗址改造项目中，蔺建权一家五口人分到了离原住地不远的三套面积为300平方米的楼房和几十万元的补偿款。蔺建权说，“真是沾了遗址公园的光”。

　　承诺

　　保护必须受惠于百姓

　　“在陕西21000余处古遗址中，仅帝王陵园和贵族墓园遗址就多达18000余处。大遗址是陕西文物遗存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分布广、面积大、等级高等突出特点。”赵荣说，为了保护这些民族的珍宝，陕西省政府不遗余力。“十一五”期间，在省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累计投入资金10多亿元专门用于大遗址保护。

　　省政府先后投资2.7亿元资金，将西汉景帝阳陵陵园遗址内2894亩土地全部征用，省政府还投资1.2亿元，国家文物局拨款4000多万元先后建成了汉阳陵考古陈列馆、南阙门遗址保护厅、帝陵外藏坑地下遗址展示厅；国家拨款1.5亿元、陕西自筹5亿多元将秦始皇陵园2902亩土地征用，搬迁陵园遗址内1007户群众、24家企事业；采用与城市建设结合、市场运作方式筹集资金120亿元，征用唐大明宫遗址区3.5平方公里土地，拆迁遗址区350万平方米建筑物，重新安置10多万群众。国家文物局拨款1.2亿元实施了丹凤门遗址、御道遗址等文物遗址保护项目。

　　除了资金上的支持，相关政策法规的跟进也为大遗址保护提供了保障。去年7月份，陕西省政府第十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秦始皇陵、汉长安城遗址、梁带村遗址保护规划，这标志着陕西大遗址保护将迈上新台阶。

　　一场场实践、一笔笔投入见证了陕西大遗址保护的力度。陕西用自己的方式对大遗址作出了最庄重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