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边，当大量真伪莫辨或者真伪存在争议的古玉进入藏家手中之后，下一轮的二次交易就变得更加险象环生。造假的出口就是藏家，而藏家的出口也只能是回吐市场，可以说，是收藏者支撑着造假行业，为市场的混乱交着学费，同时收藏者也最终一定会为赝品寻找出路。中国玉文化在收藏领域成了经济眩目的包装。随着时间推移，更多资金持有者视古玉交易为畏途。市场化给收藏带来了繁荣，带来了机会，带来了诱惑，但一旦上手古玉收藏最终面对的却是如何解套的问题。

　　与此同时，国家文物政策未能做到遏制古玉交易，但同时也未能支持民间收藏正常发展，高悬的政策之剑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古玉市场的模糊性。可以说，从本质上讲古玉收藏市场就是一个畸形的市场。市场化本身也不是毒性产生的原因，只是提供了可能性，而对市场的放任却使毒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

　　无数收藏者都怀着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古玉收藏的合法化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一旦政策开禁，古玉将大幅暴涨，多年的收藏将赢得自己的丰收时刻。这样一种心理在助推着古玉收藏，直至民间收藏行为表现的不断升级，而民间古玉收藏的升级必将使得种种问题与矛盾更加突出。

　　民藏古玉出路再探讨

　　民间古玉收藏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恰恰是现在民间古玉收藏所回答不了的。

　　在中国古玉界享有崇高威望的杨伯达先生曾流露过民间古玉收藏应主张著书、交流、争鸣等想法，杨先生的意思是通过充分的展示、交流最终就各种争议达成共识。中国古玉器研究会副会长梁秀伟在“首届民间古玉展”期间也提出，古玉的收藏要抛开经济利益、互相指责与门派之见，大兴学术之风，惟此中国古玉收藏才能走上正轨。

　　 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在近几年实际的各种古玉交流活动当中，出版物出现的种种问题无人指正，高调登场的交流也往往浮于表面，有交流之名无交流之实，一些高手藏家则潜在深水处自行其是，对于各种呼吁与喧嚣冷眼旁观，不置一词。究其原因，既有政策本身的原因，有鉴定技术保留的原因，也有不屑一顾的原因，但最直接的原因是无法开口。

　　在计划经济时代，研究者乐于学术争鸣，因为言论代表的对象是学术水平，争鸣是获得学术地位的一种途径。而在市场条件下，言论的背后不是学术认识，而是利益驱动。面对巨大的利益问题，一张嘴的结果可能就是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交易损失”，这个头谁敢出？作为一个个体古玉收藏者，是否有出头的必要？相反，一些乐于点头，眼界“宽阔”，顺手即出证书的专家则炙手可热，极度走火。

　　见此情景，一些民间藏玉高手断言，古玉收藏本身就是精英小众的行为，如果变成为广泛的群众性参与，其结果就是大多数人交学费。古玉收藏绝非人人可玩的大众项目，这个领域中玩儿5年可能出一个高手，但玩儿30年也可能一窍不通。

　　精英思维有精英思维的道理，但是，民藏古玉市场完全认可精英思维就等于是对绝大多数充满热情的收藏者存在的漠视。更广义来看，民间古玉收藏从存在形式看虽是个体行为，但这种个体行为同样担负着民族文化的继承，是整体文化行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古玉收藏者队伍的不断扩大，这种影响也越来越大。

　　由于民藏古玉的整体性特征，解决民藏古玉的出路问题并非某一种方式就可以奏效，而更应提供整体性解决方案，这可能至少需要几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第一，政策解围。古玉收藏的底色是政策定调的，一个先天畸形的市场，没有政策的扶助，就难有根本性的改变。

　　第二，学术研究。整体而言，中国古玉器研究的学术水平与收藏实践相比显得比较薄弱，既然国家在文物政策上认可了国藏与民藏并举的方针，那么学术研究就没有理由对民间收藏漠然视之，相反，国家对于古玉学术研究应有足够的重视。

　　第三，机构建设。目前民间古玉收藏机构已开始展现出自己的力量，一个乐观的结果是，这种民间由个体向组织的升级是渐进上升的，能够既不断升级形式，也不断升级内容，从初级、雏形状态向更高级别发展，甚至不排除出现民间古玉收藏的权威机构。

　　第四，藏者自省。收藏的过程是自我人生境界提升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提醒收藏者正视现实，正视自我，不断精进，投资有正确理念，收藏有乐在其中。欺人与自欺是收藏的死敌，收藏者千万不要自己走进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