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辗转找到了当年的两份考古发掘报告，页面已经泛黄的一份是由程学忠撰写的3700字的《普安铜鼓山遗址首次试掘》，另一份是由贵州省博物馆刘恩元、熊水富两人1980年撰写的《普安铜鼓山遗址发掘报告》。刘、熊等人认为，“铜鼓山上限在春秋时期，下限在西汉元帝或成帝时期”，“是一处有铸造兵器、烧陶的新兴工业项目”的场所。经考古学界反复论证，公认普安铜鼓山遗址为“夜郎遗址”。

　　2002年，贵州省文物考古所梁太鹤、宋世坤、李飞等人再次对铜鼓山遗址进行发掘。金以光至今仍记得梁太鹤在当年6月的青山三级干部会议上说，贵州田野考古队在青山坝子先后发现11处重要夜郎遗址，占全省同类遗址一半多，说明青山地区是古夜郎先民聚居区，在夜郎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此后，由国家文物局主编的《2002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报告中提到，“出土各类器物500件，陶器碎片万余片”，“说明过去在贵州兴义、赫章可乐出土的同类铜戈，应是夜郎民族自己生产制造的，为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我们初步推断铜鼓山遗址是一处铸造铜器(以兵器为主)的手工作坊遗址，遗址时代上限可早到战国或稍早，下限为西汉晚期。”但要凭借现有考古发现确认今黔西南自治州就是古夜郎国都所在地，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基于现状，白云翔指出，夜郎研究的未来寄希望于贵州西部地区更大更深入的考古研究，看能不能找到说明是夜郎的东西。因此，考古学的基础性研究还要加强，特别是贵州西部地区和云南东部的全面考古调查和研究。这还需要长时期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