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成本，二可降低由中间环节造成的买假风险发生。4.关于壶的装饰，我提出后期装饰要适当，要保护和尊重制壶人的原创意思，装饰时要讲比例，把壶身当纸看待，刻画时要注意留白，讲究上下左右的比例关系。对此范伟群表示完全赞同，认为无论是制壶人在壶身上刻画山水、人物、花鸟、花卉，还是合作人在壶身上进行装饰，都应首先本着尊重原制壶人的原始创意，当好“配角”，而不是“后来居上”，喧宾夺主，不留空白、不讲比例地在壶上“纵情挥洒”，结果使原来挺好的壶变得不伦不类、非驴非马。

　　席间，友人出示了一把罕见的清代邵玉庭款六角紫砂壶壶请姜总、范老师鉴定真伪。此壶壶身、壶口、壶盖、壶钮均为六角形;壶嘴横截面呈海棠形，壶嘴、把手外“打洼”如明式家具的腿足，壶身一面阳塑篆体明黄色乾隆《御制横云馆》诗(图一)，一面阳塑明黄色《烹茶图》山水画(图二)。此壶工艺精湛、形制优美，富丽堂皇，古雅绝伦，其上用特殊工艺材料阳塑一首乾隆赞龙井茶诗《御制横云馆》：灵境由来迥出群，山岚水霭相氤氲。泽民解吟东郊雨，龙井那夸一片云。银钩铁画，功力深厚，雍容华贵，充满了宫廷艺术气息。他们二人首先肯定此壶是清代造无疑，说这种难度极大的阳塑诗画法是过去只有皇宫才有的艺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审美情趣的转变，其工艺早已失传，现在也没什么人会做了。即使有人仿制，也根本不得要领，有狗尾续貂之嫌。周建民等几位搞书法的朋友更是惊叹壶上的篆字塑得真是太好太美了，说即使直接用毛笔在纸上写，也很难达到这种功力，说可以想象当年塑这首诗的人的艺术和国学功底简直了得。

　　资料显示：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世间仅存的十九件康熙御制珐琅彩宜兴胎茶器中，有六件在壶身把手上有“胎缺”，其中，甚至有一件提梁壶的足是断后粘接的。“康熙朝(宜兴胎)画珐琅茶器实为清宫绝响……雍正喜爱简洁素雅的素胎紫砂壶器无款，乾隆则偏好加饰御制诗等工艺效果的宜兴器。(台湾《故宫文物》杂志2008年5月第302期，廖宝秀著《康熙宜兴胎画珐琅折枝花卉》)” 。“乾隆七年开始由内廷出样在宜兴定制乾隆御制诗烹茶图的配套茶具……”。“雍正朝却没有发现带款的紫砂壶器”( 台湾《故宫文物》杂志2008年5月第302期，《故宫旧藏雍正紫砂壶器》王建华著)。《清档》记载：雍正七年八月初七日郎中海望持出菊花瓣宜兴茶壶一件，奉旨：作木样交年希尧，照此款式作霁红、霁蓝釉色烧造。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对景德镇瓷器的酷爱远甚于宜兴紫砂壶。

　　综上述，笔者认为，对国学有着深入研究和较高造诣的康、雍、乾三朝帝王，对颇受中国明清文人喜爱的以含蓄美为主旨的典型汉文化代表艺术宜兴产紫砂壶器缺乏真正的了解、理解和领悟。他们并没有像重视和喜爱色彩斑斓、风情万种、造型和纹饰复杂多变的景德镇瓷器生产那样亲自审查、设计瓷器的造型和纹饰，直接派出郎廷极、年希尧、唐英等钦差大臣以“督窑官”身份常年驻守景德镇，全过程监督官窑瓷器的生产，并允许在成品器出窑前署上“大清康熙年制”、“大清雍正年制”、“大清乾隆年制”等官款以示认可。对进贡的宜兴紫砂壶器，凡被康熙、乾隆二帝后加工，饰以珐琅彩、御制诗、山水画的，则允许打上“康熙御制”、“乾隆御制”官款。凡未被康、乾二帝“后加工”过的宜兴制素胎紫砂壶器，则一律不准署款，保持素胎原样。雍正皇帝则不然，对即使被他用描金工艺重新装饰加工过的宜兴紫砂壶器，因雍正皇帝不喜欢，仍不予以署款。如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20余件2008年才被确认为是雍正朝制的宜兴胎紫砂壶器，即使宫里做了后加工装饰，也无一署“雍正御制”官款。这说明马背民族出身的康雍乾三朝帝王在艺术的美感和取向方面还是偏好热烈张扬、五彩缤纷的满民族风格，对看上去土得掉渣、“黑乎乎”的宜兴紫砂壶器，他们在不能直接接受的同时，本能地认为它们还只是个没有完工的“半成品”(宜兴胎)。因此康、乾二帝只能接受在宜兴胎上再饰以珐琅彩、御制诗、描金山水等复杂工艺的宜兴器，方认为才符合自己的审美情趣，才具备应有的皇家气派和正统艺术风范。而雍正皇帝则不论是否有无后加工的宜兴紫砂壶器，一律不许署“雍正御制”官款。

　　5月21日，北京嘉德紫砂壶拍卖专场上，一把清乾隆御制诗四方壶从40万起拍，最后以900万成交(含佣金)，说明宜兴紫砂壶器在当今的艺术品市场上与瓷器、书画、玉器等艺术品一样，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与动辄数亿元一件的官窑瓷器相比，900万虽算不得什么，但我们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原本在数量上不及官窑瓷器万分之一的古典宫廷紫砂壶，因其特有的无可比拟的稀缺性，其拍卖品的亿元时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