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情形下，发起人之一的韩养民先生就和到会的西北大学历史系总支书记李怀贞先生商量，想推我当主编。他说朱绍侯是东北师大研究生毕业，又编过教材，可以胜任主编。李书记表示赞同，并与其他院校商议，各院校也表示同意。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先只是考虑让我系另外两位同志接受编写任务后，自己就退出来。现在突然提出让我当主编，确实没有思想准备。可是当我看到十院校同志那种殷切期望的目光，所有推托之词都咽了回去，硬着头皮我接受了主编任务。

主编确定下来后，下一个任务就是要定出一个教材编写大纲。此时又出现了第二个曲折。当时十院校共带去三个编写大纲。即山东大学一个，安徽师大一个，河南师大一个。讨论确定新大纲的会议开了一天，意见五花八门，根本无法统一认识，怎么办？于是我只好把范文澜先生抬出来说事。我说1959年我在北京参加过《中国史稿》编写研讨会，郭沫若那么大的一位权威学者，也统一不了各位编写人员的认识。在关键时刻，范文澜先生站出来说话了。他说意见不一致，是很正常的，他在延安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也是各持己见，无法统一。但是合编一部书必须有个统一认识，范文澜先生就说他当时即明确表态：这书既是我主编，就该按我的意见编写。于是《中国通史简编》的编写才得以顺利进行。范老接着说，现在《中国史稿》郭老是主编，就该按郭老意见编写。说完范文澜先生的这么一个故事，我就说大家既然推我当《中国古代史》主编，就听我的吧。大家都表示赞同，有人提议让我参考三个大纲和大家的意见编出一个新大纲。于是我就和魏千志先生以河南师大的大纲为基础，吸取各方面的意见整理出了一个新大纲，经过十院校全休会议讨论，略作修改就确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