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册府元龟》、《宋史》、《十国春秋》、《吴越备史补遗》及《宋两朝贡奉录》所载，宋立国之初，从开宝到太平兴国十年之间越窑贡奉青瓷竟达十七万件之多。宋周密《志雅堂杂钞》诸玩条有“李公略所藏雷咸百纳琴”，“两傍题云，大宋兴国七年。岁次壬次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监越州窑务赵仁济”记载。可知自吴越钱氏入朝、纳土称臣，越州窑务已由宋朝廷接收，并设官监察院烧，但设官监察院烧的时间似乎并不长。因为明嘉靖刊本《余姚志》，〈风物记杂物〉条有 “秘色瓷器初出上林湖，唐宋设官监窑，寻废”的记载。尼外还有当时越窑所产的实物可以作证。故宫收藏品越窑器中有“端拱元年戊子岁十二造”十二字年款盒盖一件。盒面光素无纹饰，仅刻文字，与五代到宋初越窑精致划花盒相比，质量相差悬殊。另一件里刻“淳化二年......”年款碗，胎釉都很粗糙，找不到一丝“千峰翠色”的痕迹，此外，见于著录的腹部刻“元丰三年”年款的双系盖瓶，不过是一般陪葬的大路货。这些实物标本显然都不是官监察院时期贡奉朝廷的作品。看来官监察院停废的时间也就在太平兴国七年至端拱元年七、八年之间。

　　至于越窑官监停废的原因，据现在已知的材料推测，大约此时北方诸瓷窑中定窑、耀窑烧瓷工艺有很大的进步，定州白瓷刻花器的雅洁素净，耀州青瓷刻花器比之越窑器更是青出于蓝，宫廷 用瓷已无须取给于越州窑了。而越窑也自官监停废以后，大约也有一部分熟练的工匠走散，越窑转向民间，生产民用的大路货，产品质量下降，在竞争中，后来者居上，越窑的盛名也渐次为其他青瓷诸窑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