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头沟乡，那里曾经是著名的辽瓷窑址，缸瓦窑的所在地。在它的附近，曾经发现有辽穆宗（耶律璟）应历九年（959年）辽驸马赠卫王萧婆姑（即萧室鲁）墓，墓室在缸瓦窑附近，墓中出土的瓷器多系此窑的产品，据此可以推知缸瓦窑的始烧年代大约为辽太宗（927年）或辽世宗（947年）间，早于北宋的建国时间（960年）。本人在缸瓦窑调查时，见到过许多鸡腿瓶的残器，这就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辽代鸡腿瓶的出现要早于宋代的梅瓶。

　　

二、梅瓶的演变

　　

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唐代邢窑白釉瓶，是一件器型上近似于梅瓶的器物，属于大口器的一类。另外在唐代的岳州也有一种近似梅瓶的盘口瓶出土。将它们与梅瓶相提并论是否有些牵强，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结果。

　　

契丹人虽然是我国漠北的一个少数民族，从事着以渔猎为生的游牧生活，但是他们有着自身发展的文明史，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和生活习俗。在与唐王朝的不断交往过程中吸取和丰富了他们的文明进程，这种相互交融的过程促进了契丹人的手工制瓷业发展。就陶瓷的生产制作而言， 由于唐三彩的盛行，辽三彩的生产就比较繁荣。同样唐代北方白瓷生产趋于成熟（如在陕西西安市火烧壁出土的白瓷），辽代白瓷近似于完美。任何一种陶瓷器型的出现是离不开生活的，唐代瓷器多仿制金银器的器型，辽代则往往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生产陶瓷器物，鸡腿瓶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

　　

当“梅瓶”在北宋出现时，还保留辽代鸡腿瓶烙印，例如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宋代定窑刻划梅瓶，1974年河南省镇平出土的磁州窑白地黑梅瓶，耀州窑青釉刻花牡丹纹梅瓶（上海博物馆藏）。它们的肩部虽然较鸡腿瓶隆起，但口部、胫部与鸡腿瓶十分相象。在宋、辽对峙时期辽代缸瓦窑生产的梅瓶与宋代的风格才十分接近，这就是1974年在辽宁省法库墓出土的白地褐彩刻花牡丹纹梅瓶。北宋中晚期是陶瓷生产的繁荣阶段，在不断吸取其他民族的先进经验后，逐渐形成了梅瓶的自身进化和发展，并出现了自己的风格。此时的梅瓶千变万化，口部变化也比较多，肩、腹的变化也呈多样化的形式。可以说此时的梅瓶已经完全脱离了早期鸡腿瓶模式的束缚，成为一种独具代表性的造型品种，完成了演变过程。

　　

金代的梅瓶造型继续保留了北宋初期的北方时代风格，其代表作有：1972年河北省献县出土的金代磁州窑“芦雁图”梅瓶和现藏上海博物馆的金代磁州窑“清沽美酒”梅瓶以及金代扒村窑黑地白龙“正八”文梅瓶。

　　

南宋的梅瓶器型变得短矮，瓶身没有早期梅瓶修长，肩部也不如北宋时期饱满丰润，总体上看此时的梅瓶给人以浑圆感觉。这与梅瓶造型的南传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造型在被南方的各窑厂接受时，摒弃了北方粗犷伟岸的风格，给人以小巧精悍的感觉。具有代表性的梅瓶有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南宋景德镇窑影青刻花梅瓶，1972年江西省吉州窑出土的黑釉剔花梅瓶，1979年在浙江省松阳县庆元元年（1195年）墓葬出土的龙泉窑带盖梅瓶。

　　

元代的梅瓶造型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特别是景德镇生产青花梅瓶为明、清梅瓶的造型延续奠定了基础。此时的梅瓶又是恢复到北方梅瓶的原有风格，只是肩、腹、足等部位变粗，口部工艺细腻，这一时期的器物以江西省高安窖藏的青花梅瓶与河北省保定市窖藏出土的青花八方梅瓶为代表，同时还有现藏江西省扬州博物馆的蓝釉白龙纹梅瓶。在造型的变异方面元末明初梅瓶出现特有的圆肩束胫式样，其代表有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元代龙泉窑刻花带盖梅瓶和现藏上海博物馆的洪武青花“春寿”云龙纹梅瓶。

　　

明代的梅瓶虽然在装饰上有釉里红、青花、红釉、祭蓝釉、白釉、龙泉釉、仿哥釉等，但是此时的梅瓶造型风格虽然在不同时代有一些变化，但总的风格还是统一的。它们包括1957年江西省江宁宋琥墓出土的明洪武釉里红松竹梅盖梅瓶、明正统青花梅瓶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宣德款青花缠枝花梅瓶、现藏定陵博物馆的明万历青花龙穿花盖梅瓶等。明代梅瓶除了传世品外，有一大批是从墓葬中出土的，这些梅瓶无疑成为鉴定梅瓶的标型器。

　　

清代的梅瓶基本上是以传世器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此时的瓷器生产多以御窑厂形式生产，并带有皇帝好恶的色彩，此时的梅瓶造型基本上延续了明代永乐、宣德时期有风格，给人以沉稳庄重，但略带浮华的感觉。清代的梅瓶一改明代梅瓶肩部圆垂的造型，多以丰肩平直的形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总之，梅瓶的造型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出现体现了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风俗习惯与文化内涵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