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 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发布时间 2011-07-22 浏览 60334 次
声张的启蒙者不同,鲁迅向来姿态很低,动作审慎,对自己,对别人,都要求从小型的、简易的事情做起,一步一步来。他懂得那么多,可是每件事都是认真仔细弄好了,只拿出来一点点。
  
  以我的揣度,鲁迅推崇木刻,除了品味、偏爱,除了前卫的激情,还有更深的,他未曾说出的理由,这理由,基于他对中国的深刻的观察:如同他对欧美议会式的宪政文化能否移植中国,自始抱有怀疑,他对西洋绘画,包括那些形制庞大的欧美文艺能否在中国生根,能否契合中国,也向来怀疑。他并未公开地,武断地表达这怀疑,在他某些偏于乐观的,五四式的,被后来的现实证明为虚妄的^***想象中,苏联曾经是他的参照与希望–没有人在鲁迅的年代超越这种希望,包括早期的胡适–可是在这些近于轻率的想象中,请注意,不包括鲁迅对未来中国的文艺想象。
  
  出于非凡的文化自觉,鲁迅既不相信古代经典还能作为新时代文艺的资源,也从未以世界主义,以他一贯健康明朗的西化立场,乐观预言西洋艺术在中国的前景。我注意到,即便鲁迅的怀疑主义遍及不同的领域和问题,但他对文艺,对文艺的西化,十分审慎。他不忌讳^***判断,并曾经犯错,但在文艺问题上,他仅仅轻快地嘲讽,却从不使自己的判断离谱、失据。他太懂艺术了,他不愿自己犯错–除了文艺的大众性,我们没有机会听到鲁迅做出文艺方向的大叙述。不是因为他忙,不是因为他瞩目于更大的是非,而是,我以为,正是在他最熟稔,最能把握的文艺中,他深知什么是不可把握的。
  
  在他大量写给画家的私信中,他偶尔提醒这种不可把握的文化感,譬如油画,他说中国连美术馆也没有,不见真迹,学油画,只是在"摸黑弄堂"。他欣喜于木刻青年的成绩,但从未真的满意过,始终悬着高的标准,时时指出其中的幼稚和浅薄。 他谈及自己的小说,青年的木刻,只是看做小把戏,假定是在试验的,过度的阶段,全过程没有半句狂妄的话,这不仅是谦虚,而是,他真懂艺术。
  
  以鲁迅当年的声誉,各路人马谁不敬畏他,又想用他一用呢,可是只要涉及作品的质地,他就不肯苟且。我记得施蛰存回忆鲁迅请他刊印一位苏俄文艺家的铜版画肖像,单是校样,鲁迅挑剔又挑剔,以至反复四次,最后勉强同意,弄得年轻的施蛰存有点嫌烦。鲁迅自费印制的版画集,那是精美雅致,至今也没有哪个版本可以相比。而他为介绍与销售书写的广告文字,全是再平实不过的话,半点不肯吹牛。
  
  七八十年过去了。西洋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在中国有了为数可观的专业学院和机构,培养好几代人才,出现无数长篇小说,无数油画,还有大量音乐、舞蹈、戏剧和^***创作。我们有无数理由说,西洋艺术的移植,远远超过民国初年的想象,不但在中国生根开花,而且大有成就。我无能质疑这份成绩单,评价这份成绩,是过于犯忌的事情。但我悬想鲁迅的标准,悬想他那些没有说出的话,悬想他对中国文艺异常冷静的不以为然,和他介于讥笑和宽厚之间的那种无所谓,我愿和鲁迅一样,保持沉默。
  
  姿态放得很低,要求举得很高,做事的人他非常看得起,做成的事他总是不满意,这是鲁迅的一贯。他评论文学,尤其是绘画的文字,其实很有限,但我异常珍惜他四两千斤,随手撩拨的说法,非常江南,非常懂行,又刻薄,又厚道,又犀利,又很体贴。我不知道此后还有谁能像鲁迅那样书写文艺评论。好比他一开始就找到自己的小说语言,鲁迅留下了迄今最漂亮的批评语言,通俗,平实,高贵,富有见解,十二分精确,而且处处留有余地。在我们一代,朱光潜、宗白华,是高不可及的美学权威,我试图通读他们的著作,不幸一个字也不记得了,可是譬如关于朱光潜说陶渊明"静穆",鲁迅在《提未定草》的某一段做了千把字的回应,我却读了不知多少遍,至今记得,而因此学会怎样审慎地判断,怎样看取艺术的各个面向。他给柔石《二月》写的小序,他给木刻展览写的前言,他评述陶元庆的短文,他给小朋友的大量书信,充满散装的观点和智慧,是艺术家顶顶需要的良言。在过去百年的文艺家中,鲁迅是罕见的一个人,从来不相信系统,却通达历史,从来不相信术语,却开口就咬住问题。他以一种伟大的业余感把握艺术,又像精通法术,却可爱地诚实地装糊涂的人。至少,我本人,在鲁迅的言说中所能学到的,远远多于五四迄今所有著名文艺家、文论家的教益。但凡有所问题,有所见,我不会希望听到朱光潜宗白华们怎样想,不会试图在如今的专业美学家史论家那里寻求解答。我总会想到鲁迅,并在他那些早已读过的散装的语言中,再次发现清晰的指点。
  
  所以,最后,我想说,鲁迅死后,直到今天,中国的文艺界,文艺人,再也没有,也不可能遇到一位像鲁迅那样清醒的旁观者、热情的介入者、精彩的议论者,并且居然是自己掏钱、四处吆喝的赞助者。就我所知,一个文人和一群画家的关系,和一段艺术史的关系,如鲁迅和木刻家那样的交谊,那样的美谈,此前的中国,没有过,此后的中国,也没有了。我们知道,十九世纪的法国,波德莱尔和马奈、左拉与塞尚及印象派画家,都有过珍贵的关系;十九世纪的俄国,别林斯基、斯塔索夫,和文学家艺术家也有过珍贵的关系,托尔斯泰与列宾的关系,更是形同父兄;二十世纪上半,毕加索和阿波利奈尔的关系,和萨特的关系,和阿拉贡的关系,杜尚和超现实主义同仁的关系,也都是美谈。二战以后,资本主义文化市场逐渐冲淡了这种关系,而冷战之后的苏联和中国,则因为无所不在的^***毒药,傲慢无情的权力网络,销毁了艺术家之间真挚美好的关系:集体屈服、出卖、苟且,成为文艺家的常态;到现在,则是集体性的机会主义,犬儒主义,彼此嫉妒,彼此冷漠,彼此装,顶多,是彼此客客气气。
  
  这时候,民国年间鲁迅和一群小家伙的关系,就成了新中国新艺术唯一的传奇。鲁迅太喜欢绘画了,他要是活转来,以他的热心肠,怎么跟大家来往呢?以他那点学历–我猜他连一份结业证书都没有–他来给艺术研究院看门的资格都没有,怎能结交我们这些共和国的文艺教授文艺学者,或者带着博士头衔的艺术家?我猜,在今日的中国,鲁迅只能走开去,和艺术没有关系。以上就是我要说的话,请文化部的小老爷们仔细审查,题目应该改一改不是"鲁迅和艺术",而是"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谢谢。

 周令飞:我来说两句,丹青兄,这么长的文章确实花了很多的精神,因为刚才看到你有些不愉快,我必须要澄清,首先我们这个大会在十月中旬的时候就发了一个函,请大家把大纲或讲稿交过来,是有这么一个过程,您刚才提到文化部的女同志打电话给您,其实是我们办公室的小姑娘,是我们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的小高她打电话给你的,所以我们在座今天的会议手册也是把大家的题目要印上去,所以为了把这个会议开得更精彩,可能各个方面都希望准备得好一些,把会议开得和别的论坛不太一样,所以这里面是一个误会,我再次作为说明。
  
  陈丹青:谢谢你,很多同行会很难堪,但我觉得我没有误会或者我希望它是一个误会。
  
  注:11月19日,“2010鲁迅论坛——鲁迅的艺术世界”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本届论坛由文化部艺术司、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等多家机构共同主办,主要议题为“从鲁迅的艺术世界,看大师的养成与中国文化艺术的创新与未来”。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作家莫言,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主任周令飞、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文艺报》总编阎晶明、著名画家陈丹青、80后作家张悦然等学者、作家与会发言,深入探讨了鲁迅在艺术方面的精深造诣,比如在美术、书法领域的成就,以及他对木刻、戏剧等艺术的兴趣与研究。 鲁迅是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宝贵的精神遗产。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早已为世人所知,作为艺术家的鲁迅却未被充分认识。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对于进一步推进鲁迅研究向纵深发展,深入挖掘鲁迅的艺术精神,关注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的前沿发展,必将产生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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