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民间的救赎？

　　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何戍中白天在文物局上班，一得空就会到自己发起创办的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CHP)主持工作，而相比前者，后者更是这位文物保护先锋“战斗”的前线。“目前很多做文物保护的机构，只是拿了钱做做样子，很少参与实际的工作，而CHP不骗人。”何戍中对《中国慈善家》说，“我本人是学法律的，所以我常常会用自己的知识，对抗不合法的拆迁和改造，同时我也有一些媒体资源，会多管齐下，发动老街区的普通百姓参与到古建筑保护中来。”

　　作为一家规模不大的草根机构，CHP成立以来已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经其调查发现，日本一家名为MIHO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中国被盗的文物，何戍中写邮件给MIHO与国际刑警，并在媒体上发表公开信，使得MIHO展览延期举行。最终，不仅被盗文物追回，MIHO法律部主任被撤职，文物走私犯也被抓获。

　　而姚远也是一名积极的文保志愿者。近年来，在保护梁思成故居、东四八条、西四北大街及反对圆明园重建等重大文保事件中，姚远都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拍照并向当地居民了解情况，回到学校后又查阅相关的历史资料和法律法规，撰写呼吁文章。“其实文物保护领域志愿者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很多需要保护的建筑，都是由志愿者最先发现的。”姚远说。

　　然而同时需要看到的是，草根机构和志愿者的力量毕竟十分有限，呼吁施压是他们目前所能采取的唯一方式，在真正的执行层面上，能够决定大局的，依然是政府有关单位。而令从事文物保护的各界人士头疼的是，项目只能一个点一个点分开来做，耗时长，见效慢，又往往难以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如今善款的流向分类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更令人遗憾的是，文物保护类机构的运行机制和自身能力仍存在很大的缺陷，一位参与了民政部组织的公益机构评级工作的学者告诉本刊，当前大多数文物保护类机构做得非常不到位，甚至评分不及格，所以享受不到国家任何政策优惠。

　　就在文物失窃案后，又爆出了故宫建福宫修建豪华会所的丑闻。故宫曾将失窃事件归因于安保经费不足。其每年约5亿元的门票收入并不是自己掌管，需全额上缴国库，依靠年度预算，经过财政部、文化部的逐级批复之后，才能投入使用，去向则完全用于文物保护，这不仅包括书画、陶瓷器等可移动文物，还有故宫建筑群等不可移动文物。

　　有数据显示，过去10多年中，每年全国文物保护的专项资金投入2500万元，这笔资金即便全部用于大遗址的保护，也是杯水车薪，这也是很多文物场所自办经营实体的重要原因。2005年，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与香港益诚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故宫宫廷文化公司。但在后者2009年年检报告书显示，该公司的经营状况为亏损。有业内人士表示，文物遗产常常由文物部、建设部、旅游部等近十个部门分头管理，之间的职责关系界定模糊，有些甚至是相互重叠的，彼此之间也没有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

　　洋洋大观，藏文物于万千。可以说，文物保护，关乎历史传承与文明沿袭，它不仅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也是在物质发展之外，一个文明良性而非畸化发育的最佳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