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整而又美观的套杯，首先要解决薄胎瓷的工艺技术问题。景德镇薄胎瓷的烧制始于明永乐年间。有道永乐薄胎瓷，细薄如纸，有的几乎以釉汁制成，故称为脱胎瓷。稍厚的又称之为半脱胎。明成化、隆庆与万历时的民窑，就有达到胎薄如纸的，时人称为真脱胎。到清康熙、雍正仿制品也达到了同样的程度。脱胎瓷的制作，从配方、拉坯、修坯、上釉到装窑烧成都有一整套严格的工艺流程和技术要领。修坯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来不得半点差错和疏忽。一般要经过粗修、细修定型、粘接、修去接头余泥，并修整外形、荡内釉，然后精修成坯和施外釉。在修坯过程中，坯体在利篓（景德镇方言也称利斗，指利坯时在辘轳上盛放坯件的托盘架）上取下装上，反复近百次之多，才能将2至3毫米厚的粗坯修到蛋壳样薄。

　　解决了薄胎工艺之后，就是选择适宜套杯的釉彩装饰工艺。雍正年间盛行的粉彩，就是当时彩绘工艺的新品种，受到广泛的赞誉，直到今天。

　　康熙晚期已出现花朵用胭脂红色的洋细料施彩，至雍正朝，粉彩瓷器盛行，尤其是唐英（1682——1756年）从雍正六年（1728年）起奉命驻景德镇御厂任协理官。乾隆元年（1736年）起先后管理淮安及九江关并兼理窑务。直至二十一年（其中十五、十六两年一度中止），前后二十余年管理景德镇御厂，致力于制瓷工艺的研究，致使仿古、创新获得巨大成就。使景德镇制瓷业（包括民窑制作）达到了瓷器生产的新盛时代。其时粉彩特征是彩绘人物衣服或花朵时，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彩色中有的用芸香油调合施彩；所用彩料很多是进口料，如红彩多以黄金为呈色剂的洋红，又称胭脂红；又有洋黄、洋绿、洋白等色。焙烧温度比五彩略低，色彩比五彩更为丰富，以其淡雅柔丽的特色，感觉比五彩柔软，因此又有软彩之称。雍正粉彩的盛行，很快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的主流。雍正粉彩不仅白地彩绘，也有各种色地绘彩，如珊瑚红地，淡绿地、酱地、墨地等。精巧的器型，配上典雅的粉彩，使之相映成趣，实是给可分可合的套杯锦上添花。

　　嘉兴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西厢记人物故事套杯，称得上是这个时期粉彩的代表作。属半脱胎瓷，胎骨细腻。制作精致，造型规整，釉面纯净，装饰柔丽。共10件一套。器物逐件由小渐次增大，其口径5至10厘米、高1.5至5.9厘米、底径3.1至6.2厘米。每件造型一致，形似倒置的马蹄，故有马蹄杯之称。为敞口、削腹、平底内凹，白釉地粉彩。十杯相叠，口平如一，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十只口沿紧密无隙，天衣无缝，且分散时灵活自如，不得不钦佩其工艺的精湛。最为精彩的是每件杯身外壁分别彩绘以西厢记人物故事图案，笔触流畅，技法娴熟，构图生动，柔丽典雅，赏心悦目。

　　《西厢记》为中国四大古典戏剧名著之一，是一部风靡了七百多年的文学杰作，可谓家喻户晓，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嘉兴博物馆收藏的这件粉彩西厢记人物故事套杯，从小到大的十只杯身外壁分别绘以《佛殿奇逢》（奇逢）《妆台窥简》（窥简）、《僧房假寓》（假寓）、《斋坛闹会》（闹会）、《长亭送别》（送别）、《锦字传情》（传情）、《夫人停婚》（停婚）、《衣锦还乡》（还乡）、《乘夜逾墙》（逾墙）、《白马解围》（解围）等典型场景。色彩柔丽典雅，人物栩栩如生，故事情节丰富，生活气息浓厚，构图精美，别具匠心。比如《夫人停婚》那幅，写琴童搀扶心灰意冷的张生离去之状尤为入神（有的选本是画红娘搀扶张生），立着的老夫人冷酷无情，躲在一旁的莺莺却伤感失望的情形在这小小的杯身上有所反映。为满足套杯相叠时的整体视角效果，特将叠在最上面的那件，也就是最小的一件的画面分由内底心和外壁两部分构成。这幅《妆台窥简》的主题图案绘在内底心：身着红衣绿裙裤的红娘斜身倚立在梳妆台旁，举镜窥简；外壁则是烘托主题的西厢场景。其余9件瓷杯的内底心均白釉无图。为此，叠在上面那件杯子的内底心的仕女红娘装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用《西厢记》人物故事装饰瓷器的形式颇多，除了餐具、酒器等之外，还有瓷板、赏瓶、屏风、彩瓶嵌饰等等。

　　说到这里，一个涉及中国陶瓷史与文献学的问题有必要在此一提。《西厢记》在中国文学史上作为文化现象，实际上具有个性解放的思想内涵，晚明《西厢记》的评注、改编、校刻蔚成风气。而在英国，正是人文主义高扬的时期。十分有趣的是，有人已发现了当时英国向中国定购青花瓷器的函件、订单的底稿。（转见于将星煜《西厢记的文献学研究》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英国对瓷器上的绘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希望以人物仕女为主，有故事情节尤佳。根据这一要求，景德镇特地烧制了一批以《西厢记》的张君瑞、崔莺莺爱情故事为题材的青花瓷碟、瓷瓶等。可能晚明时《西厢记》故事基本上趋于定型，很可能景德镇的工艺美术家以当时各种《西厢记》刊本上的插图为蓝本，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考证。但是，现在已经发现了许多目前珍藏在欧美的青花瓷器上的《西厢记》绘画与某些明刊本《西厢记》插图有惊人的相似。伦敦大学博士徐文琴女士在美国加州大学从事艺术考古时指出，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艺术博物馆所藏的高42.2厘米的青花瓷瓶上的图案《佛殿奇逢》和西德科隆亚洲艺术博物馆所藏的直径16厘米的青花碟子上的图案《佛殿奇逢》，都是以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金陵继志斋陈邦泰刊《重校北西厢记》之插图为蓝本。又如艾西莫林博物馆所藏青花碟子上的图案《堂前巧辩》，徐文琴认为以清初顺治十六年（1659年）刻本《哥林拾翠》之插图为蓝本。另外，徐文琴女士发表在瑞典《东方古代文物》（THE MUSEUM OF FAR － EASTERNA ANTIQUITIES）的一篇博士论文提纲，图文并茂，基本上谈的都是《西厢记》，其中就收录有关《西厢记》的青花瓷器照片，均为欧美博物馆的藏品。根据绘图人物场景的分析，丝毫没受南曲《西厢记》的影响。这些瓷瓶、瓷碟照片计有：《佛殿奇逢》3件、《僧房假寓》1件、《斋坛闹会》2件、《白马解围》4件、《夫人停婚》1件、《琴心写怀》1件、《妆台窥简》1件、《乘夜逾墙》3件、《堂前巧辩》1件、《草桥惊梦》2件、《衣锦还乡》1件、《西厢全景》1件。尽管徐文琴的艺术考古工作还只进行了一个不太长久的时期，却使我们知道早在明刊本《西厢记》还未流传到欧洲之前，早在《会真记》、《董西厢》、元杂剧《西厢记》诸书被英译、德译、法译之前，欧洲人早已从青花瓷器的图案上接受并欣赏《西厢记》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了。不言而喻，这一大批景德镇青花瓷器为《西厢记》的刊本传入欧洲以及英译、德译、法译起了媒介和诱导作用。而这一点，过去无论是中国戏曲史或中外文化交流史，当然也包括中国陶瓷史的专家所完全忽略掉的。也就是说《西厢记》最早是由瓷器传到欧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