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博物馆经营并非一件坏事。文化部政策法规司改革指导处副处长郭长虹认为，博物馆并不是不能经营，而是需要对经营的目的和使命有严格的界定和监管。郭长虹强调，除了支付合理的人工成本，经营的收入应该明确用于非盈利目的和使命。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此类经营活动中，故宫究竟有多少收益？具体又如何分配使用？与此有关，故宫的管理现状究竟如何？还有哪些问题未曾暴露？外人无从知悉，更无从插手。作为属于全民的宝贵文化资产，故宫是否涉嫌沦为少数人实现利益的工具，乃是外界最大的质疑。

　　不过，亦有观点认为，故宫的管理并不存在系统性问题。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院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冯乃恩对财新记者表示，故宫的管理制度“还是非常完整的”，几乎“每一制度的细节都很规范”。他认为，故宫出现窃案等事故，真正的问题在于规章制度“没有执行好”，窃案等几件事情的发生，均源于下属或下级单位未能将有关问题及时上报。

　　然而，曾经为故宫建立起一整套全新规章制度的老院长张忠培，却有不同的体会。年近八十的张忠培，是1949年后故宫博物院第三位被正式任命的院长。1987年，他上任不到一个月，故宫连续发生两起窃案，一起火灾。接二连三的事故，让初来乍到的张忠培如履薄冰，也让他意识到，故宫存在的管理漏洞和责任之重。

　　他决定拿出一套更为严格的规章制度。由北京博物馆协会出版的《北京博物馆年鉴(1988-1992)》对这一举措有过描述：1987年，院里着手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新的规章制度分《故宫博物院部处职责和正副主任、处长岗位责任制》《故宫博物院规章制度汇编》两部。前者分别对全院21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和部处主任、处长岗位责任制做了规定，后者将全院工作分为13类，列规章制度119种。年鉴称，这项工作还在国内文博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兄弟单位以有关条文为参考，制定了本单位的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

　　这套制度的核心，在于严格分工，责任落实到人。但这种权责的划分，始终仅限于“单位”框架，由每一个责任人逐级向上对应，最终对“单位”的最高领导负责。回忆起当初那场改革，张忠培说，采取院长负责制，将人权、财权都集中到院长身上，是有风险的。

　　为尽可能化解系于一身的管理压力，张忠培想到必须以身作则，来激发起每个人的责任意识。至今仍有老员工怀念那个时代。据介绍，张忠培几乎每日都在参观线路内巡视。久而久之，据一位老员工介绍，每个员工亦都是如履薄冰，不敢懈怠。

　　但这样的自我监管模式，仍有寄托于“人治”之嫌。张忠培最终意识到，在官本位体制下，监督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的，而寄希望于领导个人的廉洁奉公也很难持续。

　　事实上，中国现有的博物馆绝大多数都是传统计划经济的产物，其资产属于国有。按照现有体制安排，此类公共文化设施均由政府直接委派官员进行管理，政府直接行使监督权，经费亦由政府直接拨付，以管理者单纯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的管理模式运行。

　　故宫是非营利性文化事业单位，属文化部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陈幽泓说，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故宫博物院成为官僚体系的一部分，院长向上级行政长官负责，而不是向公众负责。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巫志南撰文指出，这种围绕官员行政系统的运作方式展开的监管，对管理者的自觉性过于依赖，缺乏以公共文化产品的社会需求为标准进行有效约束和激励，给管理行为的随意性提供了潜在的空间。

　　不少学者认为，要消除这种“依赖”和“随意”，关键措施即是打破“官本位”监管模式，建立公共文化产品对公众负责、由公众参与监督与问责的机制。更有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指出，在中国以GDP和增长率论英雄的政治生态下，很少有人能认识到，对文化遗产的轻率处置“是一种犯罪”。

　　2011年的夏天，故宫的日参观人数屡屡突破8万，大大超过了往年的最高流量。就在故宫忙于内部整改、应对旺季接待压力的同时，一群白蚁也在故宫悄悄繁衍。

　　早在2006年，在位于故宫内廷西侧属于非开放区域的毓庆宫，就曾发现白蚁。毓庆宫最初作为皇子居所，后用作皇帝读书学习之处，乾隆、嘉庆、光绪帝都曾在此居住。白蚁一般生长在南方暖湿地区，是木构古建的大敌。一批浙江的白蚁防治专家随后来到故宫，布置了白蚁监测控制系统。他们中的一位技术人员告诉财新记者：“通过勘测，发现受影响的面积比他们发现的大”“部分木柱子基本吃空了”。

　　对于白蚁的意外出现，故宫方面不愿声张。上述技术人员表示，故宫方面对有关消息不公开披露“有要求”。他担心，即便杀虫装置效力明显，但白蚁造成的伤害仍是不可恢复，且防控过程亦非一日之功，需要长期监测，更难以保证根除。他还表示，白蚁隐蔽性强，加之目前监测的面积仅占故宫一小部分，有必要扩大监测区域。

　　近日得到消息，早前得到缓解的蚁害又有扩散迹象。如果不彻底清查治理，并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故宫或有一日毁于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