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窑厂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烧出数量极少的一批“洪宪’瓷。它多取兴旺祥瑞的雍、乾盛行瓷器为标本，精心效仿。这批瓷器质地精良，彩料考究，造型美观大方，是一批极为特殊的产品。

其实“洪宪”瓷只是一种通称，郭世五烧制的高级名贵瓷器并没有用“洪宪”款识。郭世五督理景德镇制瓷时，开始先烧“居仁堂制”款瓷，未等“洪宪年制”款御瓷烧制，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便倒台了。“居仁堂”为当时袁世凯在中南海的寓所，正宗的“洪宪”瓷是闻名于世的“屏仁堂制”款瓷。所以．现在见到的“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款的器物，绝大多数都是二三十年代民窑烧制的，虽制作精细，但确属赝品。郭世五还用自己的别号“触斋”为款识，烧制了一部分瓷器，与“居仁堂制”款瓷都堪称名贵。

遗憾的是：至今仍有人将“洪宪”款识的瓷器视为珍品。“居仁章”、“觯斋”款识的名贵瓷器甚少，有人见了不识货、不重视，乃至轻易出手。鉴别真、伪品时，应特别注意到署“居仁堂制”款的器物，其胎釉、器型、绘画等均有工细的特点，并且是小件器物多于大件，而仿品往往是“款”十分相像，其余的都很粗糙。

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胎骨较粗，民窑产品较多．与历代瓷器相比差距很大。瓷釉与胎骨结合不够紧密，釉面上出现气泡和脱釉现象。一般而言，如发现蓝色花纹面留有爆釉点且釉色向外爆破的痕迹，其制作年代在近百年内。青花瓷颜色晕暗发蓝，俗称洋蓝。洋蓝是光绪末期在我国出现的，这时民窑青花瓷器大部分施用洋蓝，绘画精细的渐少，草率的增多。大量青花瓷仿品表现得呆滞，有的虽青翠、艳丽，但漂浮感极强。

水彩是光绪末期出现的一种瓷器彩色，此种彩色不含粉质，具有彩料薄、玻璃质釉的特征。由于选料精细，瓷器胎骨很薄。当时烧制水彩和软彩瓷器。有的落“洪宪年制”或“洪宪御制”蓝料或红料款。民国时的五彩瓷，其色彩艳丽。大红大绿的品种多见，很容易与前期的品种区分。较著名的还有仿珐琅彩和粉彩器物。据文献记载：1916年，郭葆昌存江西督陶，曾经烧制仿古珐琅彩瓷百枚左右，题“居仁堂”三字宣统是清代最后一朝。光绪末年至宣统时期，景德镇按西方体制设立了陶瓷公司并设立分厂，研究新法，技术上有所提高，质量样式方面都有改良，但终因时局混乱，经费不足，支撑不了而告失败。从技术角度而言，宣统瓷器的工艺水平较高，具有现代陶瓷工艺的特征。宣统二年，江西瓷业公司筹措资金，成立中国陶业学校，内设本科及艺徒二班，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专业陶瓷人材。此外，山东淄博、江苏宜兴、福建建阳、广东佛山、四川成都、河北彭城等地窑厂也都有产品面市，至民国时期继续烧造。这一时期所留下的产品数量不多，至今仍为稀品。

较高的文化素养，多数都兼能山水、人物、花鸟、虫鱼，而绝无专工一门者。他们往往从图稿设计、勾画到渲染皆由一人完成，自由表达画者的个性，因而浅绛瓷画就显得“活”，而且比较“放”，又往往诗书画协调统一，署款留名，模式新颖。那时瓷板上才逐渐兴起署匠师名款、书写制作年月的风气。并涌现出一批专画浅绛彩的名家。

20世纪20年代后，粉彩逐渐取代浅绛彩成为瓷板画的主流。此时出现了以王琦为首的“珠山八友”，绘制了一批深受各阶层人士喜爱的瓷板画精品。除“八友”外，李明亮、方云峰、邓碧孙、王步等名家作品也名噪一时。

民国时期的瓷器造型上品种单调，器型丧失了过去浑厚朴素的风格，显得笨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些国外工业产品的影响。这时期瓷器造型有：陈设品和生活用品。陈设品有：瓷像(人像、佛像、飞禽走兽、三星人、大肚人、和合二仙等)。生活用品有：盘、碗、杯、碟、胆瓶、缸、小瓶、皂盒、烟壶、扣盒、节盒、水仙盘、水洗、帽筒、花盆、笔筒、水孟、笔架、茶壶、鱼缸、粥罐、药瓶、花瓶、将军罐等。还出现了大量仿古怪器。它的特点是数量多、范围广，不仅有仿制历代名窑陶瓷，还有民国后期仿前期的瓷器。常见的仿制古瓷器有：仿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青瓷；仿隋唐五代白瓷；仿宋元时期官、汝、钧、哥、定五大名窑瓷器。仿明、清和民国前期瓷器的，制作工艺相当粗糙，如笔筒口沿处修胎不圆润，摸上去有坚硬感，瓶类器型线条轮廓没有同治、光绪时分明，瓶双耳由前朝双狮耳简化成为回形耳、花耳，耳的装饰性愈来越差。

这时期出现了贴花瓷器，有的瓷器全部是贴花的，有的是贴花与水彩相间的瓷器，也就是说，有一部分是贴花，有一部分是绘画水彩，两者融为一体。

清末和民国初期，瓷器上出现了“公司”款。如出现了“江西瓷业公司”、“江西桐华公司”、“江西义成公司”、“刘荣盛号”、“唐益源号”、“陈和顺号”等款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