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到临汝考察时，又在汝窑博物馆所陈瓷片中见有不少新的发现。连同前面26处共有43处之多。新增古窑址有杨庄、东黎元、唐沟南、大堰沟、缸岗、窑洞、寺沟、宋庵、西何庄、上下瓦石桥兰沟、罗圈寺、罗圈南、西河庄南、杨沟西、戴湾桐木沟、内乡等，所出仍以豆绿、天兰釉色居多。其中制作较精者以东沟、班庄、大泉、龙王、唐沟、大堰头、冈窑、大郭庄、唐沟南窑址为最。而唐沟东一带所出不但釉色精美，且有“裹足支烧”者，另一板沿盘素烧坯残片，质地坚细薄如定器。上瓦石桥所出残片内有一灰青釉下写字迹可惜已不能辩识。内乡所出宋三彩残片，结合当地馆藏数件宋三彩瓷枕看来，临汝窑品种丰富多彩，更填补了以往知识上的不足。

根据该馆对以上各处所作调查的时代统计，其中宋代窑址6处，宋元窑址11处，元代窑址23处。而元代以后的窑址和制品则未见到。连系三次考察所得标本看来，其下限亦是如此。

在《明会典》中曾有“宣德年间命钧、磁两州每年奉献酒缸”的记载，而不提及汝窑，可见它到明代已经衰微。结合传世的器皿果然也未见到此时之物。

当1977年去宝丰调查窑址时，曾听到过民间传闻所谓“洪水没市”的说法，同时也有另一种传说为“金兵入境”。今日仔细推敲这两种传说纵然是实，但未必会嘎然而止。因为在上述出土“汝窑”精品的麦田里仍散布有一些黑釉鸡腿瓶残片与黑釉凸白线瓷片。这些都是今日公认的金代常见的造型和装饰特征。另在宝丰文化馆藏品内还有当地出土的黑釉划花瓮和天兰釉大碗，则是典型的元代制品。这种情况正如其它名窑（定窑、钧窑等）一般。揆情度理最多只是“供御”的精品因王室南迁而停烧甚至技术失传而已。

在《宋志补》督学孙灏诗中虽有所谓“窑空烟冷其奈何？野煤春生古原草。”的感慨，然而恐是暂时的停烧现象。至于汝窑的鼎盛时期大体可推测在宋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至宣和末年（公元1125年），即哲宗、徽宗时期。因为从文献上看，元佑元年曾将“龙兴镇”恢复为“龙兴县”，并置“青岭镇”（即今之“大营镇”-----清凉寺“汝窑”所在地）。到宣和二年又‘“奉敕”改龙兴县为“宝丰县”，归汝州辖’。这说明它已得到皇帝的重视。而改名“宝丰”的原因是‘当政和初，因青岭镇界产玛瑙，宝货兴发，蒙朝廷赐名“兴宝镇”。’似与所谓“以玛瑙为釉”的汝窑瓷器的供御有一定的关系。宣和六年徐竞出使高丽归来所撰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内，曾提到“汝州新窑器”。可见当时正在烧造并且成为青瓷的典范，所以他称之为“新窑器”以此相比喻。以后“金兵入境”自然暂时停烧，随同宋室的偏安江左，岌岌可危，汝窑御用精品当然也成为明日黄花，度过了它那四十年来的鼎盛春秋。然而，仍需要供应当地广大群众生活用瓷，即今日地面遗留的五光十色具有民间气息的各种“粗器”。从历史的长河来说，这些才是它的主流。尽管它曾昙花一现地在陶瓷史上留下了灿烂光辉的一页，永远值得人们珍视和宝藏。但在全面探索其历史与范畴，公平衡量其成就和意义时，岂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如果作为“汝州窑”的广义解释，则举凡鲁山、郏县、临汝、宝丰等数县所产历代精粗陶瓷器均应包括在内。正如邢窑之包括内丘、临城两县所有窑址在内；越窑之包括上虞、余姚、宁波、乃至绍兴、鄞县、黄岩等多处窑址一般。因此，我现在有一个新的疑问及设想，即以往由于对汝窑的认识不一，从而缺乏比较认真的探讨。往往将宝丰窑列入“耀州窑系”，临汝窑则被分置于“耀州与钧窑系”内，甚至对鲁山窑、郏县窑也只作为唐代“花瓷”产地而略提数笔，都反映出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个人对此也限于所知而熟视无睹。于今随同汝窑所在地及产品的相继确认，则“宝丰窑”的名称将置于何地？面临汝窑、鲁山窑、郏县窑等究应归属于“汝窑系”抑或仍任其附属于其它窑系？这些都有待于今后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初步意见是应该让它们认祖归宗，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就是名正言顺地称作“汝窑”或“汝窑系”，如此方不悖乎情理，而且容易使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