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改名“宝丰”的原因是‘当政和初，因青岭镇界产玛瑙，宝货兴发，蒙朝廷赐名“兴宝镇”。’似与所谓“以玛瑙为釉”的汝窑瓷器的供御有一定的关系。宣和六年徐竞出使高丽归来所撰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内，曾提到“汝州新窑器”。可见当时正在烧造并且成为青瓷的典范，所以他称之为“新窑器”以此相比喻。以后“金兵入境”自然暂时停烧，随同宋室的偏安江左，岌岌可危，汝窑御用精品当然也成为明日黄花，度过了它那四十年来的鼎盛春秋。然而，仍需要供应当地广大群众生活用瓷，即今日地面遗留的五光十色具有民间气息的各种“粗器”。从历史的长河来说，这些才是它的主流。尽管它曾昙花一现地在陶瓷史上留下了灿烂光辉的一页，永远值得人们珍视和宝藏。但在全面探索其历史与范畴，公平衡量其成就和意义时，岂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如果作为“汝州窑”的广义解释，则举凡鲁山、郏县、临汝、宝丰等数县所产历代精粗陶瓷器均应包括在内。正如邢窑之包括内丘、临城两县所有窑址在内；越窑之包括上虞、余姚、宁波、乃至绍兴、鄞县、黄岩等多处窑址一般。因此，我现在有一个新的疑问及设想，即以往由于对汝窑的认识不一，从而缺乏比较认真的探讨。往往将宝丰窑列入“耀州窑系”，临汝窑则被分置于“耀州与钧窑系”内，甚至对鲁山窑、郏县窑也只作为唐代“花瓷”产地而略提数笔，都反映出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个人对此也限于所知而熟视无睹。于今随同汝窑所在地及产品的相继确认，则“宝丰窑”的名称将置于何地？面临汝窑、鲁山窑、郏县窑等究应归属于“汝窑系”抑或仍任其附属于其它窑系？这些都有待于今后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初步意见是应该让它们认祖归宗，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就是名正言顺地称作“汝窑”或“汝窑系”，如此方不悖乎情理，而且容易使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