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青花瓷一样，这时的釉里红纹饰也有人工点染的深色小点。常见的纹样有团螭、团夔、凤穿牡丹、折枝花果、竹石芭蕉、云龙、龙风、云蝠等。为了突出主题，常以釉里红绘龙纹，以釉里黑绘乌云相衬托。常见器型有蝠耳大尊、玉壶春瓶、胆瓶、茶壶、天球瓶、高足杯、梅瓶、盘、碗等。民窑常见的有大盘、香炉、盘口大瓶等。

三、珐琅彩瓷

珐琅彩釉在乾隆时得到了极致的发挥。此时，珐琅彩瓷的数量增多，用料上采用清宫造办处库存的上等填白(又作甜白)瓷作胎，工艺上采用了轧道和“锦上添花”工艺，使器物极具富丽。所谓轧道工艺即在器物局部或全部色地上刻画纤细的花纹，然后再加绘各色图案；“锦上添花”是在锦地开光内绘山水、花鸟、人物，题乾隆御制诗。

乾隆珐琅彩瓷的白瓷胎上还有暗花，出现了西洋人的形象。题诗上有朱文或白文的胭脂水或抹红印章。这些印章的文字都和画面的内容及诗名相配合，如“金成”、 “旭映”用于黄红秋花，“彬然”、“君子”用于画竹，“先春”用于腊梅，“风彩”用于凤及鸟类，“佳丽”用于牡丹、玫瑰、月季等花卉，而“寿如”、“山高”、“冰长”用于山水等。

但这时的画工不如雍正时精，图案布局很满，显得繁杂。

乾隆珐琅彩最初烧造的地点只有三处：一是皇帝寝宫旁边的养心殿配房；二是乾隆皇帝的弟弟怡亲王府；三是京西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内。

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地方被批准生产和烧制珐琅彩。乾隆二十一年以后，宫内珐琅移出京城，改由广东粤海关制作。但那以后的珐琅彩便失去了清官的全力扶植．大不如前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此后的“珐琅彩”已不再具有清宫珐琅彩独领风骚的魅力了。

四、斗彩

乾隆斗彩和雍正斗彩一样，有两个特点：一是官窑器为多；二是其制作方法有釉下青花与釉上五彩相结合和釉下青花与釉上粉彩相结合的两种工艺，而以青花和粉彩相结合为多。器型主要是盘、碗、罐、高足碗、花觚、盒等。由于多数是官窑器，因此图案花纹也脱离不了缠枝莲、云蝠、八吉祥、暗八仙、团花、岁寒三友、凤凰牡丹等。有很多器物是为宫廷寿庆典礼特殊定制的，因此寿字盘、碗之类的器物很多。乾隆斗彩器型有全仿时成化、嘉靖、万历和清康熙朝的制品，其中有的书“大明万历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和“大明成化年制”，也有的书乾隆本朝款，或仿成化斗彩“天”字罐等。

五、粉彩

乾隆时期，粉彩完全取代了五彩，但产品质量不如前代。

乾隆粉彩装饰有其独特的表现技法。首先，是在传统的白地粉彩以外．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色地粉彩，分别有红、黄、蓝、紫、粉红、金、酱色、豆青、粉青、窑变等釉彩，达10余种之多。其次，是在以粉彩绘画为主的基础上，加用了其他彩料。如：在画面上加绘青花、黑彩，或与五彩、斗彩并施绘于一器之上。这种在一件器物上施有多种彩料，或同时以多种彩绘工艺制作的乾隆粉彩，甚为鲜丽娇艳，可以说集多种中国陶瓷工艺成就于一身，充分反映出乾隆朝制瓷工艺的精湛。此外，乾隆粉彩琢器的器里及底部常有松石绿釉的处理。松石绿釉非常浅淡光润，釉面犹如粥皮，并常可看到纹片。这一特点在乾隆时期首先出现后，一直沿用到晚清。

在装饰纹样方面，乾隆的色地粉彩经常借用珐琅彩的轧道工艺和“锦上添花”技法，并配以花、山水、人物、百兽的通景画面或开光装饰，这种装饰方法综合了西洋铜胎画珐琅与中国传统粉彩绘画两种技法，将西方美术中的洛可可风格植人中国陶瓷装饰之中，形成了极具时代特色的中西合璧技法。

清代官窑器皿开光中的主题图案，按照不同的节气和时令有着严格的规定，必须按照“大内”送来的图样和皇帝的旨意设计，不能随便改动。如：乾隆八年十二月初九日，太监传旨，烧造“年节用三羊开泰、上元节用五谷丰登、端阳节用艾叶灵符、七夕节用鹊桥仙渡、万寿节用万寿无疆、中秋节用丹桂飘香、九月九用重阳菊花之类，寻常赏花用万花献瑞，俱按时令花样烧造”。

六、乾隆皇帝与藏传佛教瓷器

故宫博物馆藏有大量清宫瓷器中，藏传佛教瓷器占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它从一个极特殊的角度说明西藏与内地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是清代宫廷中藏传佛教文化影响留下的痕迹。

藏传佛教是我国佛教中的重要一系，13世纪开始传人内地，后称喇嘛教。清朝的皇帝对喇嘛教的尊崇和优待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清宫佛堂内收藏了大量的藏传佛教艺术品，都是藏传供奉的圣物，主要是教义中所说的“身、语、意三所依”的佛像、佛经、法器等。这些供奉之物有些是西藏进贡的物品，并对其用途以至造型、纹饰都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在此基础上，乾隆皇帝命景德镇御窑厂进行了大量的仿制。其中主要是藏传佛教的“八宝”和“七珍”。八宝指的是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白罐、金鱼、盘肠。七珍指的是水珠、火珠、象宝、马宝、文官、武将、佛像。八宝在乾隆朝开始烧制单独成型的瓷制八宝。八宝和七珍在乾隆时期是以由圆饼形镂雕制出其图形，下承以莲花式器座，并以金彩仿制铜镀金的效果，与铜制品一般无二。乾隆时期的仿木纹釉多穆壶、青花贲巴壶、粉彩藏草瓶也都别具特色。

七、乾隆帝与特种工艺瓷

乾隆皇帝是个自命“风雅”的封建君王，他对于书画诗词以及各种工艺美术品的爱好，均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对瓷器的爱好尤甚。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下，当时上流社会崇尚“风雅”的习气十分盛行，为了迎合皇帝的这种偏好，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不惜挖空心思烧造一些器物来取媚于圣上，乾隆特种工艺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所谓的特种工艺瓷，即各种形状奇异之瓷，包括象生瓷、仿生瓷。其别出新意的造型，令人眼花缭乱的仿真釉色，使它有别于传统瓷器的造型、釉色、纹饰，这些瓷器主要是供皇帝观赏把玩之物，被称作“浑厚不及康熙、秀美不如雍正”。

此时盛行在琢器上使用转心、转颈等技艺手段，制作工艺极其精致。象生瓷技术高超，仿木纹、仿竹器、仿漆器、仿象牙、仿玉器、仿金属器等等，几可乱真。这与当时制瓷艺人的高超技术密不可分，他们高度准确地掌握了釉料的配制和火候的控制，以至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其他物质效果。

八、中国最早的陶瓷器专著

中国最早的陶瓷器专著是《陶说》，于清朝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由朱琰在江西省景德镇编篡而成。全书分为六卷，第一卷“说今”，是清代景德镇陶业的沿革和陶器的种类、制造方法的概要叙述；第二卷“说古”，引用诸书说明从太古到唐宋陶瓷器的变迁；第三卷“说明”，叙述从太古到明代的各种陶器和图案；第四卷至第六卷均为“说器”，对唐以后各朝代的各类器皿多有涉及，按语中旁征博引，并详为考订，反映了作者在陶瓷方面的渊博常识。《陶说》一书问世后，深受广大学者及陶瓷爱好者的重视和欢迎，对研究中国陶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除国内出版外，自19世纪以后随着中瓷器大量流入欧洲，也为欧洲学者所萤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