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粉彩

乾隆时期，粉彩完全取代了五彩，但产品质量不如前代。

乾隆粉彩装饰有其独特的表现技法。首先，是在传统的白地粉彩以外．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色地粉彩，分别有红、黄、蓝、紫、粉红、金、酱色、豆青、粉青、窑变等釉彩，达10余种之多。其次，是在以粉彩绘画为主的基础上，加用了其他彩料。如：在画面上加绘青花、黑彩，或与五彩、斗彩并施绘于一器之上。这种在一件器物上施有多种彩料，或同时以多种彩绘工艺制作的乾隆粉彩，甚为鲜丽娇艳，可以说集多种中国陶瓷工艺成就于一身，充分反映出乾隆朝制瓷工艺的精湛。此外，乾隆粉彩琢器的器里及底部常有松石绿釉的处理。松石绿釉非常浅淡光润，釉面犹如粥皮，并常可看到纹片。这一特点在乾隆时期首先出现后，一直沿用到晚清。

在装饰纹样方面，乾隆的色地粉彩经常借用珐琅彩的轧道工艺和“锦上添花”技法，并配以花、山水、人物、百兽的通景画面或开光装饰，这种装饰方法综合了西洋铜胎画珐琅与中国传统粉彩绘画两种技法，将西方美术中的洛可可风格植人中国陶瓷装饰之中，形成了极具时代特色的中西合璧技法。

清代官窑器皿开光中的主题图案，按照不同的节气和时令有着严格的规定，必须按照“大内”送来的图样和皇帝的旨意设计，不能随便改动。如：乾隆八年十二月初九日，太监传旨，烧造“年节用三羊开泰、上元节用五谷丰登、端阳节用艾叶灵符、七夕节用鹊桥仙渡、万寿节用万寿无疆、中秋节用丹桂飘香、九月九用重阳菊花之类，寻常赏花用万花献瑞，俱按时令花样烧造”。

六、乾隆皇帝与藏传佛教瓷器

故宫博物馆藏有大量清宫瓷器中，藏传佛教瓷器占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它从一个极特殊的角度说明西藏与内地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是清代宫廷中藏传佛教文化影响留下的痕迹。

藏传佛教是我国佛教中的重要一系，13世纪开始传人内地，后称喇嘛教。清朝的皇帝对喇嘛教的尊崇和优待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清宫佛堂内收藏了大量的藏传佛教艺术品，都是藏传供奉的圣物，主要是教义中所说的“身、语、意三所依”的佛像、佛经、法器等。这些供奉之物有些是西藏进贡的物品，并对其用途以至造型、纹饰都给予了具体的指导。在此基础上，乾隆皇帝命景德镇御窑厂进行了大量的仿制。其中主要是藏传佛教的“八宝”和“七珍”。八宝指的是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白罐、金鱼、盘肠。七珍指的是水珠、火珠、象宝、马宝、文官、武将、佛像。八宝在乾隆朝开始烧制单独成型的瓷制八宝。八宝和七珍在乾隆时期是以由圆饼形镂雕制出其图形，下承以莲花式器座，并以金彩仿制铜镀金的效果，与铜制品一般无二。乾隆时期的仿木纹釉多穆壶、青花贲巴壶、粉彩藏草瓶也都别具特色。

七、乾隆帝与特种工艺瓷

乾隆皇帝是个自命“风雅”的封建君王，他对于书画诗词以及各种工艺美术品的爱好，均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对瓷器的爱好尤甚。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下，当时上流社会崇尚“风雅”的习气十分盛行，为了迎合皇帝的这种偏好，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不惜挖空心思烧造一些器物来取媚于圣上，乾隆特种工艺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所谓的特种工艺瓷，即各种形状奇异之瓷，包括象生瓷、仿生瓷。其别出新意的造型，令人眼花缭乱的仿真釉色，使它有别于传统瓷器的造型、釉色、纹饰，这些瓷器主要是供皇帝观赏把玩之物，被称作“浑厚不及康熙、秀美不如雍正”。

此时盛行在琢器上使用转心、转颈等技艺手段，制作工艺极其精致。象生瓷技术高超，仿木纹、仿竹器、仿漆器、仿象牙、仿玉器、仿金属器等等，几可乱真。这与当时制瓷艺人的高超技术密不可分，他们高度准确地掌握了釉料的配制和火候的控制，以至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其他物质效果。

八、中国最早的陶瓷器专著

中国最早的陶瓷器专著是《陶说》，于清朝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由朱琰在江西省景德镇编篡而成。全书分为六卷，第一卷“说今”，是清代景德镇陶业的沿革和陶器的种类、制造方法的概要叙述；第二卷“说古”，引用诸书说明从太古到唐宋陶瓷器的变迁；第三卷“说明”，叙述从太古到明代的各种陶器和图案；第四卷至第六卷均为“说器”，对唐以后各朝代的各类器皿多有涉及，按语中旁征博引，并详为考订，反映了作者在陶瓷方面的渊博常识。《陶说》一书问世后，深受广大学者及陶瓷爱好者的重视和欢迎，对研究中国陶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除国内出版外，自19世纪以后随着中瓷器大量流入欧洲，也为欧洲学者所萤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