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代，黄花梨原材少了，好在此时中国的版图进一步扩大，可供选择的家具材料丰富了，以皇帝为首的高消费群体将目光瞄着了紫檀。紫檀有韧劲，比黄花梨更便于雕刻，甚至可以透雕。在上海博物馆家具馆里可以看到，最早由王世襄和陈梦家收藏的几十件明代黄花梨家具以素面或浅浮雕居多，充满典雅的书卷气。而清代的紫檀家具满工满料，极尽奢华，将中国的龙凤图腾演绎到极致，不厌其烦地传递着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官僚阶层的审美趣味。进入民国后，一批逊清官僚来到上海做寓公，他们将京城的家具带到上海，这是上海黄花梨家具的又一个来源。

　　“改革开放之初，黄花梨家具在上海是没有市场的，旧货鬼都不要这种家具，称之为‘黄胖红木’，上海人只认老红木的，以家中有一堂硬扎的、可以传代的老红木家具为荣。黄花梨家具在很长时间里卖不过红木家具。另一方面，黄花梨家具是国家禁止出口的，流通性差，这也影响了它的价值提升。”吴少华还补充一句，“当时我在上海郊区南汇一带农民家里就看到不少黄花梨家具，他们是堆在灶头间里的，布满污垢，在上面斩肉切菜的都有，农民不当它一回事。”

　　老外发现了黄花梨家具的价值

　　其实，早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明清两朝更迭，大量硬木家具从宫廷王府流入民间。在华活动的西方传教士看到典雅精美的中国古典家具后，惊为天工，大量购买后运回欧洲，这是中国古典家具第一次大规模进入欧洲。

　　当时有个英国家具设计师齐彭铁尔，以明式家具为蓝本为英国皇室打造了一套宫廷家具，曾轰动整个欧洲。从那时起，中国明式家具与从14世纪传入欧洲的中国瓷器一样，在国际市场有了高尚的地位。

　　鸦片战争中，老大帝国封闭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火炮轰开，欧洲商人在对华贸易时又一次将明清家具列入他们的购货单。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天下大乱，外国商人趁机在中国乡村城镇大量收购明清硬木家具，有些外国商人干脆就在中国本土经营开店，转手倒卖发大财，最著名的就有美国的杜乐文兄弟。德国人艾克曾编过一本《中国花梨家具图考》，虽然谬误百出，但毕竟是外国人收藏中国明清家具的初级读本，诱使外国收藏家再次挖掘中国古典家具的艺术、经济价值。书中收录的100多件古典家具后来都流往海外。北京琉璃厂的一位古玩商人赵汝珍在他的《古玩指南》里写道：“欧美人士之重视紫檀，较吾国尤甚，以为紫檀绝无大料，仅可为小巧器物。拿破仑墓前，有五寸长紫檀棺椁模型，参观者无不惊慕。及至西洋人来北京后，见有种种大式器物，始知紫檀之精华尽聚于北京，遂多方收买运送回国。现在欧美之紫檀器物，缘由北京运去者。”

　　这个情况跟老外考证中国元青花瓷器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

　　由于外国人对中国明清家具的需求，也刺激了中国本土旧货商人逐利而动，开始收购硬木家具。同时，有眼光的中国收藏家和文化人士也在保护性地搜求它们。朱家溍的父亲朱翼庵先生就是这个领域中先知先觉者的代表。建国后的1954年和1976年，朱家溍先生遵照其父的遗嘱分别捐献给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承德避暑山庄、浙江省博物馆的明清家具就达70余件之多。其后，王世襄通过收藏古典家具，悉心考察研究，成为当代中国在古典家具研究领域享有一言九鼎地位的权威，他收藏的70余件黄花梨家具最终由一港商以“十分之一的价格”(王世襄语)购得，条件是捐给上海博物馆永久陈列，从而构成了古典家具馆的底子。

　　建国初期，还有大量硬木家具通过各种渠道流失到国外。鉴于此种情况，在王世襄等专家的建议下，政府有关部门就明文规定紫檀、黄花梨、鸡翅、铁力、乌木等5种名贵材料做的家具不准出境。现在，这个法规还是有效的。

　　但即使是劫后余生的老家具，经过建国后的几次政治运动，住房的重新分配，使不少原先的富贵人家不得不蜗居一隅，笨重而占地很大的老家具不适应这种变革了的生活窘况，流散情况严重。所以，硬木家具的收藏研究就有了不可避免的遗憾和局限性。70年代后期，随着民间收藏热的勃兴，古典家具才慢慢地进入了有文化意识的少数收藏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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