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北京的茶馆，邓先生再熟悉不过了。比如在《那五》里出现的“来今雨轩”，是邓先生“文革”前常去的地方，树下凉棚，环境好且安静。那时文化界的人商量事情谈稿子常在茶馆里说。 除了“来今雨轩”，中山公园还有两家出名的茶馆。一家还卖汽水、咖啡、果露之类，赶时髦的年轻人常去。鼓楼大街的茶馆经常是揽工的地方，招工的人往茶馆一坐，冲茶馆里喝茶的杠夫、工人们一招呼，哪里，什么事情，需要几个人，谁来，事情就成了。崇文门外多是买卖古玩的，此地的茶馆里多是谈生意的商人。而天桥的茶馆，晚上则常有人说书，《聊斋》、《七侠五义》，说三个月也说不完。

　　邓先生常去茶馆听书，一听就是一年，为的是去听说书人如何用北京话表述生活。“地道的北京话，不是知识分子在学校里能学来的。但是，坐在茶馆里，台上说着台下议论着，这些人嘴里说的都是地道的北京话。学习语言艺术上，我是狠下了一番工夫。每到听书前，我先把故事看一遍，了解情节后，想想我讲该怎么讲，自己在家里说一遍，再去听。同样的故事情节，听说书人是怎么表现的，用什么样的语言，这样就找到差距了。这段茶馆听书的经历，对我写小说起了很大作用”。

　　说到采风，邓先生说，“我是写小说的人，每到一个地方，我最喜欢了解当地民风”。这找茶馆是少不了的，去四川更是一定要去茶馆，成都这座城市如果没有茶馆氛围就不大同了，泡一碗沱茶，坐一晚上，闹哄的气氛，还有就着锣鼓点儿唱戏的茶客。走常了就知道哪个茶馆晚上说什么书，哪个茶馆晚上有卖什么的商人，再比如哪个茶馆要来有名的大夫。

　　邓先生的爱人是新华社驻香港记者，又是广东人，广东、香港茶馆是常去的。广东人喝早茶，最早是从打工仔开始的，他们讲究“一盅两件”，一杯茶，一份饭，一份小菜，常被点的是咸鱼蒸饭，两毛钱一份最便宜。有闲的文人也常去，点上烧卖、百叶，拿一份报纸，早茶能喝到十一点。“现在我和老伴常去北京的广东茶馆，进去一看，我就知道哪个是北方人哪个是南方人，北方人点了豆浆油条，吃完就走。南方人点了茶和茶点，慢慢聊。当然，现在去茶馆不是采风，恐怕是作风景了”。

　　邓友梅，1931年生于天津，当代著名作家。创作以中短篇小说为主，主要作品有：《在悬崖上》、《我们的军长》（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追赶队伍的女兵》（获1977─1980年中篇小说二等奖）、《话说陶然亭》（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那五》（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烟壶》、《“四海居”轶话》、《索七的后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