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之。或者疑焉， 以为先生好古耶，不完矣；惜物耶，无用矣；于意何居?余日：否，否，夫古之人之有心者之于物也，凡闻见所及，必考其时代，究其疑识，追论其制造之原委，务与史传相合。而一切荒唐影响之说，不得而附和之。或以人贵，或以事传，或以良工见重，每不一致，要不敢亵呢云尔。故子胥之剑，陈之庙堂；杨雄之匜，置之墓口；甄邯之威斗，殉之寿藏；皆其人生所服，习死所裁决，虽历久残缺，而神所凭依将在是矣。况此器之成，沾溢者，神膏血也；团结者，神骨肉也；清白翠璨者，神精忱猛气也。其人则神，其事则创，其工则往古奉御之，所遗留而可不加之宝重?由志所云，万历已亥到今，雍正庚戊相去凡一百三十二年，其不沦于瓦砾者必有物焉。实呵护之余，非有心人也，神或召之耳。故记之。缸径三尺，高二尺强，环以青龙，四下作潮水纹，墙口俱全，底脱。

　　

　　四、关于龙缸烧制的若干问题

　　

　　龙缸烧制的历史资料保存不多，人们容易对其中不少问题产生误解与争议，这里笔者简单涉及一下。

　　

　　1．明代御厂龙缸窑的设置时期

　　从明代历史资料看，龙缸的烧制时间相当早。《景德镇陶录》中记载：“洪武二年(1369年)，设厂于镇之珠山麓……没大龙缸窑、青窑、色窑、风火窑、匣窑、大小横窑六种共二十座”。该资料说明洪武御厂设置时便有龙缸窑。随后，御厂规模不断扩大，“至宣德中，将龙缸窑之半改作青窑，厂官窑遂增至五十八座”。该资料在郑廷桂后来的《陶录余论》中也有补叙：“龙缸大窑，明厂原系三十二座，后因青窑数少，龙缸窑空闲，将大龙缸窑改砌青窑十六座，仍存大龙缸窑十六座”。

　　

　　

　　2．正统时期的龙缸窑烧制

　　清代张廷玉等人撰写的《明史食货六》中记载，“正统元年，浮梁……既又造青龙白地花缸。王振以为有璺，遣锦衣指挥杖提督官，敕中官往督更造”。不少学者以此为据，认定正统期间无法制作龙缸。对此观点，笔者略有分歧：

　　首先，洪武时期御厂设置时便有龙缸窑，虽然龙缸烧造难处较多，但御厂始终没有停止、放弃。龙缸窑数量至宣德时期曾达到32座，极能说明龙缸的烧制鼎盛情况。上海博物馆中藏有一件比较典型的明代早期龙缸(图l、2)，从器身绘画的龙纹(图3)、青料流淌发色(图4)等看，宣德特征极其明显，为该时期制品的可能性极大。

　　

　　其次，这里需要先对“璺”有所理解。“璺”是指陶瓷、玻璃等器上出现的裂纹、微裂。在烧制工艺未达到炉火纯青的明初，类似龙缸等大器表面极易出现“璺”，程度较小者成为现今人们常说的冰裂纹，稍大些则是坼裂。上海世博会礼品的龙缸藏品看，器身釉面开片很多(图5)，且有不少局部脱釉现象(图6、7)，表明当时工艺的确存在美中不足。只要不达到胎骨坼裂程度，这些“璺”不会影响器物的使用功能。按照当时制作工艺，要想烧制无璺龙缸实在有些强人所难。因此才会出现“遣锦衣指挥杖提督官，敕中官往督更造”一事。观察景德镇御器厂发掘整理的正统时期青龙白地龙缸(图8)，属于成器后落选、敲碎入土者，与上博制品相比，该器在修胎、施釉等方面都有很大进步，决不至于不成器。因此，该文献中的“璺”极可能就釉面开片而言，而非坼裂。

　　其三，即使退后一步争论，该史料仅能说明御厂曾经没有成功烧制龙缸，但却无法证明更换督陶官之后是否烧造成功。

　　根据以上情况，笔者推断景德镇御厂在正统时期应该可以烧制龙缸，珠山遗址出土的青龙白地龙缸应为烧造成功的实例，仅属于惨遭落选淘汰行列而已。

　　

　　3．万历时期的龙缸窑烧制

　　万历的定陵中没有使用本朝制品，却使用了两件嘉靖龙缸(图9、10)，就此，不少人推断万历年间龙缸没有造成，才不得已使用嘉靖制品。《明神宗实录》中记载万历十三年(1585年)四月乙卯，“阁臣附奏云，臣等又闻烧造数年新式大龙缸亦属难成，请并停之、票入，上欣然从焉。”文献中仅是提到“新式大龙缸”数年难成，而非“大龙缸”，因此这里很难说明当时其他种类的龙缸烧制情况。

　　唐英所著《龙缸记》中记载：“青龙缸，邑志载，前明神宗间造。先是累弗成，督者益力，火神童公悯同役之苦，激而舍生乃成”。文中作者清晰说明“先是累弗成”，后来“火神童公”“舍生乃成”。假设当年童公舍生而器未成，则众窑工何必“相感其诚，立祠祀之”，尊其为“风火神”(或“风火仙神”)呢?

　　同时，唐英在文中也表明雍乾时期尚有万历龙缸存世，该器“缸径三尺，高二尺强，环以青龙，四下作潮水纹”，仅是“墙口俱全，底脱”而已。

　　根据以上两点，笔者认为定陵中不用万历本朝制品很可能另有缘由，并不能以此推断万历年间龙缸屡烧不成。

　　

　　五、结语

　　

从传世品看，宣德、正统、隆庆、万历等的龙缸至今均有传世，表明御厂的龙缸烧制时间不短，产量也不低。但由于龙缸体型庞大、不易搬运，北方冬季存水时极易结冰冻裂，加上其他诸如动乱、变革等天灾人祸，无疑增加了龙缸的传世保存难度。由此，现有存世品宛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