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1951年底有了中茶牌商标，我问1953年奉调离开佛海茶厂（1954年改为西双版纳茶厂）到顺宁茶厂工作的黄方文老人商标使用情况。他告诉我当时没有生产，也没有定牌委托私商生产，商标之事无从谈起。他正在写文字材料来澄清事实真相。黄方文老人随谷应、唐庆阳从昆明乘火车到蒙自，在屏边住了一星期，等护卫的解放军一同赴勐海接收佛海茶厂。另一位汤仁良老人于1950年5月受思普边防军副司令余为民令，武装接收佛海茶厂（后移交唐庆阳）。汤仁良老人说：“国民党军队败走后，茶厂所有可搬动的东西荡然无存，一时无法全盘筹组生产。”那时茶厂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恢复生产，收购和调运晒青毛茶。黄方文老人和汤仁良老人还健在。到60年代，勐海茶厂的包装都还在普洱县印红印云南沱茶也成了神话。40年代康藏茶厂使用的是“宝焰牌”商标。

　　《普洱茶》里唐庆阳亲口对作者说“打从范和钧时期开始，那种红色茶字的普洱圆茶，一直都是选用勐腊最好茶菁做的，而在勐海一带产的茶菁是作成绿色茶字的普洱圆茶。”这段有悖历史的话于1995年浮现，可惜唐庆阳老先生于1994年去世，有无亲口对作者说过，已死无对证。好在档案馆资料还在，浑浊尚可澄清。

　　邹家驹普洱茶辨伪系列之一 双眼皮凤凰

　　我在三醉斋网站上贴了《云南普洱茶产区古茶树考察散记》后，有几个茶友发短信要来昆明与我结识。一天上午，上海的茶友清心居士竟然摸到我的办公室同我饮茶交流。他是从广州芳村过来的。他说，在芳村不敢买茶了。芳村茶市上，要什么标贴有什么标贴，要什么年代有什么年代，要什么茶品可以马上做。清心居士品普洱已有一定功底。我手边没有用来作对比的劣茶。他说不用了，市面上的冒牌货花了他不少冤枉钱，他也熟悉了那些味道。泡了三壶茶，不用我介绍，他和昆明的关燕小姐就认出了陈香味悠的那壶好茶。

　　我们品茶说茶。清心居士认为台湾普洱茶书的功利意识太强，出书人自己有什么存货就编造什么历史。说话间，公司参加广交会回来的同事送来芳村30元一张的普洱茶图谱。图上的凤凰沱茶，标明是20世纪70—80年代生产的。无独有偶，前些天看到的台湾2000年出版的《普洱茶谱》124页132项标明，早期凤凰沱茶产于20世纪70年代；133项标明后期凤凰沱茶产于20世纪80年代。我告诉清心居士，图谱离谱了。计划经济时代，南涧根本没有茶厂，更不可能生产沱茶。下关茶厂的技术员林兴云八十年代中因故离开了下关茶厂到南涧，1990年南涧县长带人到勐海学习办厂经验，勐海副厂长卢云负责接待。南涧办厂和生产凤凰沱茶应该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事。下关茶厂原厂长李仕达到省公司告状，因省公司当时还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八十年代后期办精制茶厂还要经省计委批准。宋文庚经理在大会上发火制止了南涧的行为。大理州政府也对南涧生产沱茶一事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清心居士说凤凰沱茶图案上的凤凰都贵得分单眼皮双眼皮了。真好笑，印刷上出现的偶然性问题都有得文章做

　　晚上我同马来西亚茶人林福南先生和萧慧娟女士话别。聊到白天同上海清心居士的会面，林先生说，马来西亚有一个修自行车的，换对襟衣服后变成茶博士，用耳朵就能听出茶叶好坏。这些年，外行卖外行，热闹；内行卖外行，冷清；外行卖内行，无门；内行卖内行，无聊。看来普洱茶消费者，特别是普洱茶经营者，买茶时不能只靠耳风、诱人的标贴，还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嗅觉和味觉，用头脑和知识，品评出岁月，品评出历史.

　　邹家驹普洱茶辨伪系列之二银毫沱茶

　　1984年以前，茶叶属于特控计划商品，邮寄一斤以上茶叶，都要有“省茶司”的放行条。在规划上，临沧被列为红茶生产区，没有紧压茶和普洱茶生产计划，区内所产的晒青毛茶按计划调下关和昆明茶厂。芳村出售的那张普洱茶图谱，既不能反映云南沱茶的整体情况，又不介绍主流茶品——云南沱茶和下关沱茶。除凤凰沱茶外，图谱特意介绍了临沧茶厂的银毫沱茶。图标很清楚，“银毫”普洱沱茶，云南省临沧茶厂出品。文字介绍是“银毫沱210X210MM 1973～1985”，标明产于1973～1985年。台湾出的《普洱茶谱》121页将银毫沱茶分为70年代中期的三分熟茶和70年代后期的半生熟茶。有史可查，云南1976年开始生产普洱沱茶，但只有下关茶厂可以生产。有文件为证，云南沱茶只分两类：用晒青茶压制的青沱和用人工发酵普洱茶压制的普沱。《普洱茶谱》是2000年12月31日由台湾盈记唐人出版社发行的，不知这些没有历史根据的荒谬说法源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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