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由于中国文化的特质决定的。

　　《黄帝内经》说，“智者察同，愚者察异”。

　　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

　　平衡、共处，是中国人的目标。中国文化的出发点，不是个人主义，而是集体主义。他们的出发点，是家、国、天下，是替天行道，奉天承运，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中国的思路是收敛的而不是发散的；他们比类取象；他们从无序找有序，从偶然找必然；他们透过现象看本质；他们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中国人注重观察的归纳，他们不提倡假设、推理。

　　中国教育使用的教材，是两千年一贯制，都是读经；他们的教材不像《西方经济学》那样，每隔两、三年就要出新版。

　　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也有技术教育，墨家就是他们的代表，但是道儒墨在魏晋时代，就变成了儒释道，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以不变应万变，而不是“察异”，不是“分科”；只是因为中国教育的核心是授渔，而不是售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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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所有问题，都应该简单容易，不简单不容易，就重新选择。

　　这是中华民族的基本观念。

　　《易经》是六经之首。

　　何为《易经》？经者，径也，路径、方法也；易者，简单容易也。“易经”，顾名思义，就是简单容易之道。

　　中国人都知道，大道至简；最复杂的问题，有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最基本的，是最简单、最重要、最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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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如何做，才能简单容易？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奉天承运，或者像孔子说的，人与天和。

　　何为天？天就是天然，就是自然。

　　这话不是我讲的，是老子、孔子的同时代人庄子讲的。

　　庄子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秋水》）

　　“牛马四足，是谓天”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牛马四足，就叫天。天就是天然。”

　　《易经》的核心，就是人与天和，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人的主观要符合客观；客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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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早在舜的时代就总结出这条经验的。

　　舜的时代，有九年的大水。

　　大禹的父亲鲧治水，用人定胜天的方法，也就是说人为地去堵。

　　大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确定了中国五千年的人与天和的原则：因势利导。

　　因势利导，就是《易经》的“无极”。

　　老子说，“复归于无极。”

　　复归于无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清零”、“空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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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归于无极，是中国人做所有事情的第一步。

　　中国人做所有事情的第二步，是“无为”和“不争”。

　　老子说，无为则无不为，不争则无不争？

　　这就是说，“无为”和“不争”是最简单，最容易的，没有比它更简单、更容易的了。

　　为什么？因为“无为”和“不争”，就是不要人为，而要天为。

　　何为“无为”和“不争”？

　　大禹做出了榜样，那就是“顺势利导”。

　　《孙子兵法》则用“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和“转圆石于千仞之山”举例说明：

　　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四两拨千斤”，“高屋建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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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的“无为”和“不争”，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就是要强调主观符合客观。

　　用老子自己的话说，就是“道法自然”。

　　而且老子还把它变成了可行性很强的原则：

　　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回归自然，就是求同和谐，就是从常识、常情、常理出发。

　　老子在《道德经》第一章就说，“同谓之玄”。

　　这就是说，中国文化，是求同的文化，而不是分科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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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的“无为”和“不争”，就是注重天然的。

　　比如中国的医学，是自然疗法。

　　中药都是中草药，我们没有人造的药片。

　　人造的药片能治病，但其长远效果会是什么，谁都不知道。

　　我们知道的是，DDT不能降解，结果成了隐性杀手。

　　滥用抗菌素，人会走到无药可医的地步。

　　我们现在知道了，要回归自然。

　　而老子在2500年前就告诉我们：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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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是注重定义的。

　　孔子就说，名不正则言不顺。

　　但中国人更注重举一反三，中国人决不只停留在定义上。

　　《老子》开章明义，第一句话就是: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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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电脑，程序都是人写出来的。

　　程序无非就是“是”和“非”的一步步延续。

　　一个字符串，一旦定义，除非重新定义，它只代表这个定义。

　　但人不同，它可以跳转。

　　比如东、可以跳转到青，也可以跳转到动，还可以跳转到震，又能跳转到肝，甚至是魂，二八姹女，汞（如“汞日为流珠”），等等，以至于无穷。

　　我在我的博客《八卦物类》中，曾经列举的乾坤坎离艮震巽兑的定义。即使我写了那么多，也是未穷尽的，任何人都可以添加更多的内容。

　　因为老子《道德经》早就说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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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道、非可道；可名、非可名；有、无；始、母；窍、徼；个别、一般；共性、个性，等等的辩证统一，是中国人的智慧。　

　　中国人的思维是辩证的，不是机械的、静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的。

　　中国人认为，治身就是治国，治气就是治军。

　　庄子说，就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

　　事不同而理同。

　　只有知道这一点，我们才能把复杂的问题化简为简单的问题，把难的化为容易的，把长的化为短的。

　　做所有的事情，都应该简单，不简单，是因为你的方向错了、道路错了。重新选择就行了。

　　选择比努力重要。

　　方向错了、道路错了，越努力越糟糕。

　　从良乡到故宫，应该向北走。

　　如果南其辕而北其辙，越努力离故宫越远。

　　重新选择，掉头向北，则不过是一、二十分钟的车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