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一亭写给李佳白的这副挽联来看，王一亭、李佳白交往的时间很长，“卅载深交”。也就是说大约在1897年左右，王一亭就结识李佳白。那时，李佳白的活动中心还在北京。但通过广学会(英、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初名为“同文书会”，1892年改名为广学会，李佳白等为该会的主要成员)，李佳白与上海保持着一定联系。而王一亭那时在上海滩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生意人。不过，同一般的生意人不同,王一亭十几岁就主动到上海广方言馆学习外语，着力学习、吸收西方新文化。1889～1907年间广学会在上海主办的《万国公报》，在宣传教的同时广泛宣传西学、时事。它是清末学者文士认识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重要媒介，在清末上海乃至全国影响很大。作为西方新知的仰慕者，王一亭阅读此报的可能性很大。李佳白经常在《万国公报》发表文章，在上海知名度很高。王一亭最早大概就是通过《万国公报》知道李佳白其人的。

王一亭与李佳白的真正交往可能是在1906年后。一方面，王一亭开始在上海滩崭露头角，1907年王一亭被选为上海自治机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驻局总董。此后十多年间，王一亭很快成为上海滩上炙手可热的人物。辛亥革命后他被委任为沪军都督府交通总长，1912年他被选为上海商务总会协理。虽然二次革命后，王一亭不再担任上海商会的领导职务,但他的经济实力和他在上海商界的影响依然不容忽视。另一方面，李佳白1903年将尚贤堂搬迁到上海后，为给“尚贤堂”筹资和扩大其影响，刻意拉拢、结交上海滩上层人士。上海滩上流社会也以结交李佳白为荣。两江总督周馥、上海道台梁如浩、上海商会领袖朱葆三、上海著名银行家严信厚、李鸿章儿子李经方、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会长吕海寰、清末驻美公使伍庭芳、清末邮传大臣盛宣怀及民国时的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沪海道尹兼特派交涉员周今箴等都曾是李佳白的朋友。王一亭，最晚在1915年，已经成为李佳白人际网络里的重要人物之一。《尚贤堂纪事》记载，“民国4年12月22日下午本堂开第35次半年报告会暨特别会于总理李佳白博士住宅。与会者为博瑙尔博士、潘纳克博士、唐少川君、懿复来德君、哈少甫君、钟紫垣君、丁仙君、王一亭君、雷锐君……”这次会议提出的议案六由王一亭君助议通过，议案七，补选王一亭等为办事董事。

1927年9月30日，李佳白在上海宝隆医院去世。10月1日下午中外嘉宾几百人在上海虹桥公墓出席了他的葬礼。王一亭送的挽联应该就是这时候出现的。当时出现在李佳白葬礼上的挽联或其他纪念品应该不只这一件。

李佳白在华几十年，他生前与中国人互动、交往频繁。双方互赠对联或礼物等历史资料上有很多记载。如1907年李佳白50岁生日时，上海道瑞臣赠其瓦当拓片、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会长吕海寰赠其锦旗等。尚贤堂办事员唐纯甫去世及盛宣怀去世时，李佳白也曾送上挽联。除了李佳白，近代居住上海的外国侨民中还有不少人与中国上层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李佳白和王一亭的交往是近代上海中外人士友好交往的一个典型。中外人士之间友好交往、酬和往来的过程中，曾伴随着不少实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反映中外人士友好交往的许多物证都已随时间的流逝而毁坏或湮没无闻。因而王一亭悼李佳白挽联就更显得弥足珍贵。这副挽联体现的不仅仅是王一亭个人对李佳白的哀思和悼念。“王震悼李佳白挽联”是上海开埠以来，中外人士友好交往、交流的一个典型物证，这一物证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具有一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