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碗上所绘的桃树,构图基本相同,但其细节描绘则依枝干的伸展态势而作灵活变化。走向不同的一枝主干和一枝支干在画面上的相互呼应,构成一种回环的韵律。雍正一朝,九桃图多作于盘、碟、瓶和尺寸较大的碗上,而在形近杯盏的小碗上绘九桃图,且枝、叶、果穿插掩映无纷乱,画面疏密有致无拥塞感,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章法功力。观其用笔,属纤细一路,线条流利自如。作者以不同的笔法和设色,较好地表现出了枝、叶和果不同的质感:枝干坚劲而富有弹性,绿叶似随风摇曳充满生机,桃子则丰硕沉坠有体积感和重量感。其中尤以桃子被表现得最为出色。作者先以浅淡的鹅黄色敷底,然后在桃尖处施以厚实的鲜红色,再向果蒂方向渐次淡去。烧成之后,两种色彩交融的效果异常美妙,使硕桃呈现出成熟果实饱含汁液的鲜嫩质感。
总的来看,主体画面构图和意境与人们熟悉的雍正粉彩桃画的典型风格相合,但其具体技法却与康熙五彩花鸟相似。最明显的是枝干的画法,作者用的是康熙五彩常用的披麻皴,而非雍正粉彩常用的点描皴。其运笔之洗炼洒脱,亦与雍正粉彩的谨描慎绘大异其趣。画面下方树干的周围有一片染以淡绿的点苔,用以喻示地面,从而使逸然斜出、硕果累累的树干有了一个着力点。顺便说一句,在树根周围点苔染绿,亦是康熙五彩花鸟作品的典型画法。
画面上的小鸟和红蝠也画得颇具情致。三只小鸟姿态各异,运笔轻灵,墨色浓淡相衬并染以淡蓝。两只红蝠则以大写意出之,复以鹅黄色对形体略作勾勒,以墨彩点睛并撇几根隐约可见的髭须,笔触率意,非常生动有趣。
碗的外壁口沿、碗腹和底足外壁施金粉为地,以黑色线条绘有几层样式不同、结构细密的纹饰。金彩色泽深沉,纹饰严谨工整。金色乃皇帝“至尊至贵”之色,清代历朝官窑器,多有描金纹饰者,且多为宫中陈设精品。这两只碗以金色敷底作辅助纹饰,既突显了富丽堂皇的皇家气派,又衬托出雪白瓷面上主体绘画的秀丽清雅。所用的几种纹饰,在众多的古瓷研究著述中未见其名。依其形状,口沿的两层或可名为“城墙垛口纹”和“排点纹”。碗腹一圈纹饰很像竹编器物的结构,可名之“竹编纹”。小巧的底足则饰以一圈抽象的“波浪纹”,与碗腹的纹饰相联接。传世的雍正作品中,少有以这几种纹样作装饰者。而在康熙朝,以这些纹样作装饰的作品并不鲜见。“竹编纹”在康熙五彩、三彩作品中的运用很普遍,其中尤以五彩作品为多。装饰的作品包括壶、瓶、尊、薰、盘等器物,装饰的部位包括口、肩和足。有些作品在一、两个部位,有些则在上述三个部位均以“竹编纹”装饰。康熙以后各朝,以“竹编纹”作装饰的作品就很少见了。
足底不露胎,是这对小碗又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底足外壁作为纹饰底色的金彩一直延伸并包裹住足底,然后在与底足内壁相遇处停住。小碗足底既不露胎,又非覆烧或支烧,那么,它们在入窑时是如何放置的呢? 经观察发现,底足内壁釉面有一圈细微的、断断续续的掉釉痕迹。笔者据此推断,第一次入窑烧制瓷坯时为仰烧,在碗的足底放置了垫饼,烧成后足底露胎。待完成瓷坯上的主体绘画和金地纹饰后,将金粉敷施于足底,再以一个直径略大于碗底的耐火泥圆柱为载具,支撑住稍微外撇的底足内壁,然后装匣入窑烘烧。出窑后,底足内壁与圆柱上部边缘接触的地方便留下了细微的掉釉痕迹。
圈足内直径为 2.4厘米的碗底,有“大清雍正年制”六字楷书双行双圈青花款。款字书写工整见笔力,笔划间架合法,布局疏密有度。每个字高约 4毫米,宽约 3.5毫米,堪称“蝇头小楷”。一些较长的横划,不似常见的雍正款楷书写法,而是带有明显的“康熙御制”双方框款之刊书宋体的特征,唯其笔势流畅自如,并无康熙款的刻板。款字用较细的笔书写,因笔胎小,蓄涵青料有限,故青花色不很浓重,但笔划依然清晰。青花稍浓处,釉面略有凹陷。
综上所述,这对粉彩小碗的主体绘画和辅助纹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康熙五彩作品的技法特征。康熙末期在五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粉彩,其绘画、装饰技法仍带有明显的五彩特征;而人们熟知的、带典型风格的雍正粉彩,亦非一夜之间形成,其初始阶段必然受到康熙末期绘瓷技法的诸多影响。据此可以推断,这对带款识的粉彩九桃小碗系雍正早期的官窑作品。唯其制作难度极大,故存世量稀少,寻常难得一见。
古人曾以“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灸销”的诗句,形容那些制作精美的薄胎瓷器,表达人们的宝爱珍惜之情。轻轻地把两只小碗放回锦盒中的软囊,不禁使人生出许多感慨。和海外为数众多的中国古代优秀艺术品一样,雍正官窑粉彩九桃小碗这样精美绝伦的皇家瓷器,从中国皇帝的深宫禁苑到西洋寻常百姓家中,其流传过程必有一段或简单或曲折的故事,既引人遐思又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