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典章文物包括服饰、建筑是怎样的形制？诗文、避讳是怎样的情况？等等，它虽然不是一件或几件具体的作品，而是综合文物、文献的资料而成，但却是比之“标准作品”还要具体、具象的东西。例如，当所待鉴别的是一件唐代的作品，如果其中的所有图像，均与唐代的“标准图像”相符合，便是真；如果不相符合，即使个别地出现了宋代以后才有的形制，便是伪。又如一件唐人的书法，书写的是一首宋人的诗，或一件元人的作品，出现了清康熙时的避讳，也都是伪作无疑。这一方法，一般只能断前不能断后，也就是说，当一件宋人的作品中，出现了唐代的典章文物制度，或书写了唐人的诗文，而与宋代的“标准图像”不相符合，我们就不能认为它是伪作。此外，对于元代以后大多数文人写意画，尤其是山水、花鸟画，它基本上也是无能为力的。而这一点，也正是何以书画鉴定要把笔墨风格而不是图像考订作为主要依据的原因；也是何以一些侧重于“图像学”的西方学者在中国画的鉴别方面始终难以入门的原因。

　　如上所述实践、经验、考订这三大鉴定流派，并不是截然分裂的，而是相互交融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同时，这三大流派本身，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就像艺术上的风格流派，也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根本是要看鉴定家在某一流派中所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