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明代周官《观灯倡咏》卷,为王鏊、吴宽、陈璚等八人在王成宪真愚轩联句合书长幅,确是真迹。前有水墨画当时“倡咏”情况一图,画法比较粗率,图末有小篆书“周官”二字,墨色甚浓而较新。周画一般都较工整,与此图大为不同,估计原为无名人之作,其款字则为后人添上的。以上两件,均为名实不符的添款印画。所见也以此种情况为较多。
又有真画而被添上名实相符的假款印的。例如:朱耷《荷花水鸟》一轴,纸本,墨笔画。论画法确为真迹精品,但款字“八大山人”四字和上下白文“可得神仙”、朱文“遥属”二印则均伪劣,必为后添无疑(《虚斋名画续录》卷四著录)。此轴今藏故宫博物院。
其它还有一些不同方法的“添”,分别举例,以见无奇不有,而鉴别时必须区分对待。如明代刘珏《潞河八景》册,纸本画,是纪行之作,起自江南,到河北潞河为止,应为正统三年戊午(1438年)刘氏“领乡荐、计偕入京”时所作,时年29岁,是早年真迹,所以笔墨稍见瘦嫩,每幅题图名四字(详见《穰梨馆过眼录》卷一三),无名款印记。下纸角各钤朱文“刘廷美氏”一印,亦真。末一页图名下书“完庵刘珏”四字,书法与图名稍异,亦钤“刘廷美氏”一印,篆法与下角所钤基本上相同,但细看则笔画稍有出入,印色也两样,因知此名款与印记乃是后添伪迹。此种图册,可能原有作者总跋连名款在后另页,后被人拆去移作他用(可能配以伪画),又在末图加上名款印记,以补缺陷,这是惯见的作伪伎俩。此册见《左庵一得录》著录。
又明人名“濂”者尺牍一通,有人在名上加一“宋”字,笔迹墨色显然不同,此书绝不象宋濂之笔,也不象是皇甫濂书。按明人尺牍具款名上例不书姓,这也是“宋”字后添之一证。
又所谓程嘉燧《秋溪叠嶂图》一轴,纸本,水墨画,款在右方,云:“天启甲子二月望日,介庵程嘉燧仿云西老人‘秋溪叠嶂’”,钤二印。左方又有许良者七绝一诗,中识;“时壬子季春偶题,用十一尤,鹤江许良”,亦钤二印。此轴书画全不似程氏手笔,其款书可能是后添,或原为许良之作。按许良其人画史无传,《十百斋书画录》卷二三记有山水一扇,惜未见,应即此人,或曰许诗后有“偶题”二字,似为题他人之作,待考。但自画自题诗也可以有这样写的。此图见于《故宫书画集》影印本。
又清初李亨,字仲仁,无为州人,工画花鸟草虫,小传见《庐州府志》卷五六《艺术传》。曾见其水墨花石草虫一轴,生动有致,款“李亨”二字,定是真迹。不知何时被人在画上空地添了明钱穀、清卞永誉二伪跋,书法全不似二人面貌。跋中称之为元人,以抬高此画的年代。其实元代并无画家李亨其人,杜撰乱书可发一叹。
又有半添伪款和半添伪事的特例,前者有清代松亭(佚姓名)者画“骑驴老人”长轴,画法似黄慎一派,原只上方书诗题二行,无名款,后钤“天然”、“松亭”二印。后被人在印记上面伪添“乾隆九年……黄慎”等名款一行,乃成为黄氏所作。画本生纸,添款在装潢后,已经矾熟,细看墨色显然有异。此画原来应是四幅屏条之一,名款在末幅上,所以被作伪者钻了空子。在上面诗塘,有道光时人数跋,也都未说是黄慎所画,此画今藏武汉市文物商店。
后者有清代华喦画《杨柳山禽图》轴,画中一枝垂柳上栖鸟,连款题、书字、印记,多是真迹,现在柳枝上下两方都给后人加上了一些桃枝花叶,按此图结构,不加时确是不成章法,不知其故,或谓原是大横轴的右半部,被人切去左方大半(可能柳树原来有老干等),以至仅存极右一枝,又被后人加画枝叶。因为大横幅不受人欢迎,难卖出去,所以才这样干的。后加部分画手亦低,似李育辈,与华喦真笔大不相同。此画现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更奇怪的一个特例,曾见清代恽寿平画花卉册八页,其中有一页尚未作画,但题诗、钤印具备(根据诗题知道应是樱桃)。有人从北京购归,嘱张大壮临项圣谟樱桃一稿补图,才成“完璧”。细看只叶筋描笔与恽氏不同。极难分辨。近日又见到一本王武画的山水花卉册,其中最后二页,也是有题无画,沈白在空白处题上了几句话,说明原委。先题跋,后作画,有违一般习惯。
还有乱添些古伪鉴藏印的,如宋扬无咎《四梅花》卷,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卷等名迹上,都被加上了元吴镇的伪印,可能是碰上一个人搞的,总之,多是无知妄为。
添作者名款一般总是用大名人(至少是较为有名的)姓名。但在肖像画上,有时只作伪题,说画中人是某某大名人,而画像者倒不一定假托名人或甚至加上一个无名者姓名。因为画中人是否大名人,是决定此画价值的第一要义,画像者有名固然更好,无名也不大要紧,无名者更可以使鉴者不致怀疑为后添题名。
题跋中也曾见有添字的,如《墨缘汇观》卷二中著录的所谓《古拓开皇兰亭》卷,后有南宋游似一跋(所云:“游相本”),中有句云:“据此三本断缺处,与婺之《梅花兰亭》同,其异者婺本上下有界划,而此则无尔。此当为开皇原本而彼再刻也。”
游似原意是说此卷是婺州所刻《梅花兰亭》的原本,那不过是宋刻的一种,后人为了要高抬此拓的身价,在“此当为”字旁添“开皇”二字,于是此本就变为隋刻“古拓”了。事实上明眼人一望便知此旁注二字书法与游跋全异,所以《墨缘》中也说“小字旁注,不无疑义。”可是他还未肯将原定名——“古拓开皇”字改去。
又有将透入夹层纸的画,揭下背层,添涂成形,名之为“二层”。这种画,只见于晚清的大笔花卉,笔肥墨饱,才能透入底层,揭为二幅。这种“伪”法,如果不在“夹页”上书画,是无法做到的,因此也比较少见。
(三)减
有一些冷名人的绘画,同时本幅上又兼有另一大名画家的题句,于是作伪者使用移花接木的方法,使冷名人画变为大名人的作品。办法很简单,就是把原作者的款题印记一齐割去,这样别人的题跋一变而为画家自题了;有的又把原有“某某人题”的“题”字挖去,改成一个“画”或“作”字。但特别狡猾的作伪者也不一定那样作。因为改字笔画终究不同,反而会露破绽;同时“某某人题”云云,有时画者自题也可以这样写的。这样的作伪方法,所见有以下二件:元人画《吴淞春色图》设色山水一轴,画近黄公望,而水平较低。左方上角有倪瓒一诗云:“吴松春水绿,摇荡半江云。岗翠窗前落,松声渚际闻。张君狂嗜古,容我醉书裙。鼓枻他年去,相从远俗氛。倪瓒。”书法确真无疑。裱边上又有明代董其昌、陈继儒二跋,即称这为倪画。论其画法实与倪瓒无关。考黄公望有弟子张中,字子正(或作“政”),上海人,善画山水。此图画法既近黄氏,而倪诗中又有“吴淞”(江名,今属上海市)、“张君”之说,应即张中真迹。今细看右上方正有挖补一大块的痕迹,可以估计原有张中自题,后被人割裁,移改为倪画了。此图见《虚斋名画录》卷七著录,现藏上海博物馆。张中画传世的实较倪瓒为稀少,所见仅墨笔花鸟三件——《芙蓉鸳鸯图》轴、《桃花山鸟图》轴、枯荷鸳鸯图》(原称“鸳鸯”为“鸂鵣”,应误)。山水画则从未见过。
又明人画《古木竹鹊图》,绢本,墨笔画,上方有唐寅诗题真迹,即被称为唐画。其实并非唐寅作品,因画法全然不似。作者不知何人,原有款字一行在左中部已被刮去,还留有一些痕迹。
又有另一特例,明代马愈临元人缪佚树石卷,后跋原多元人手笔,马氏一一照临,并朱描印文,最后马自书临款一行,载《石渠宝笈初编》中。此卷曾被人将马愈临款割去,冒充元人画出售。后入故宫博物院,原手又将马氏的临款交出,今又重复接裱上了。
还有一些当时因有政治性关系而把作者名款或年号割去,才勉强将原件保存下来的。例如南宋中期因禁伪学——即程、朱之学,而有人把朱熹书迹中名款擦去的情形,所见朱氏《奉使贴》真迹,中间二名字成空白点,一字被擦,后被人重补。又明永乐时因“靖难”事件而禁存方孝儒等墨迹,又不承认建文帝为“先朝”,而禁用建文年号。所以幸存的方(孝孺)、黄(子澄)等墨迹,必然割去名款。书画中有“建文”年号的,也往往被当时人挖去。所见后者如王绂建文三年辛巳为“尘外禅翁”作墨竹轴,今“辛巳”字上即有被挖二字的刀痕。此虽无关书画的真伪问题,但也必须知道它的被割缘由,以免多生不必需要的疑虑。
以上这些作伪的方法,大都会留下一定的破绽。如挖、刮、擦之后,绢、纸上必有伤痕。补上去的纸和绢则气息新,且有不同的光、色。后添书画笔法,总难和真的一致,墨色(包括印色)也必然更新一些。原作如果本为生纸,一经着浆装裱,就变熟了,后加的笔墨也必然不能一样。旧绢上有包浆,后加墨、色尤其见得浮腻而吸不下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注意到新绢也有油,落笔前如不用布、粉擦过,也会使墨色浮腻,不要竟以为是后添,须作具体的分析)。因此,我们还是可以找到那些破绽加以区别,而认出它们的本相来的。
(四)卷轴等的拆配、割裂
拆下卷轴上部分东西,挪移拼配到他件上,大都是指本身与跋尾贉纸、边圈 等装潢物上的题字和鉴藏印章而言。谈这类事情的文献如明代文嘉跋《兰亭序》云:“褚摹真迹,陈缉熙已刻石行世。陈好勾摹,遂拓数本乱真,又分散诸跋,为可惜耳。”所谓“分散诸跋”,那就是将原本上的古跋移配在摹本之后。此卷《墨缘汇观》法书卷上载之,正如安氏所云:“其元章(米芾)二百十二字,小行书甚精,为明代成化时翰林陈缉熙所收,装一伪本于前,后多明人题跋。”
由此可见一斑。更具体的可分以下几点:
1.拆真(题跋等)配伪(本身)
所见例如:明代沈周《杏花书屋图》轴,原为清代谢希曾所藏,见《契兰堂书画记》著录,本有谢的边题。现见一幅,是清代好的摹本,谢氏边题被拆移轴上。裱旧而画纸较新,可证并非谢藏原画。此摹本曾影印于有正书局版《中国名画集》第一集中,今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2.以伪(题跋)配真(本身)
此等作伪的部分,大都不是拆移,而是摹、临、仿、造得来加上的。例如:米芾《拜中岳命诗》卷后面的倪瓒跋,用笔滞钝,但形式还像倪书。这一定是有人将真跋拆下,后临写此跋配上。这样的例子较多,完全伪造配上的,则见有宋《知恤诏》后元人张雨、明人文徵明二跋,文句不通,书法亦劣,蛇足可笑。以上二卷均藏故宫博物院。
又曾见一特例:五代阮郜《阆苑女仙图》卷后原有元人商挺、邓宇二跋,不知何时(可能在明末清初)被人拆去,而临一副本配上;当分割时却留下了邓跋后三个真印,印靠极右边,即裱接于伪跋之后。因此成为书伪而印真。且其伪书纸又系原跋后余素,与钤印之纸毫无二致。此不从书法本身的真伪去鉴别,单看印记、纸张等,难免受其欺骗。当然阮图还是古本,与伪跋无涉。
此外,还有一种真伪同时产生的原拼凑物,例如一堂集屏,一本集册,都为当时原配,但其中有的大名家书画是伪品,小名家书画则真。推测可能是那时书画店捣的鬼——以廉价请小名家作一部分书画,羼入大名人假书画,出售时可获厚利。曾见金笺山水画一册,其中名家如王时敏、王鉴、高简等尽是伪笔,冷名人如吴述善、黄术(均学王鉴老年画法)则全为真迹。其中王鉴一画应即吴述善伪作。此类务须分开,各部分单独鉴别,区别哪此是真的,哪些是伪的,并探明其拆配的情由,才能不被迷惑,也不致使真的一部分笼统地受到冤屈。
3.拆真配真
拆掉一些题跋等,移配到另外一件书画真迹上去,匀多补缺,这也是经常见到的一种情况,当然这也是无关真伪的区别的。有查考的例子如: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卷后面的元代吾衍等题名一纸,原是在唐赵模书《千文》卷之后的,曾见于明朱存理《铁网珊瑚书品》记载,因知原委。据说清卞永誉经常搞这一手。
又常见有从题跋中割出有名人书一段,配入集册中的。所见如《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著录的《宋人法书》第一册中宋司马光书《天圣帖》、《初编》卷二一宋四家集册》中的苏轼《吏部陈公诗帖》,原来都是陈洎《自书诗》卷中的题跋。康熙时吴升的《大观录》中就说:“但此迹(单指司马光一跋)在陈亚之诗卷中,不知何缘割出配入北宋诸贤诗翰也。”
更有一些不知道是独立物还是卷子跋尾,而现在移在真迹书画之后的。例如有宋徽宗赵佶题本幅的传五代王齐翰 《勘书图》卷,因图中人作挑耳之状,不知何时有人将苏轼书述王诜暴得耳聋及王氏答诗真迹一幅附装于图后,书与画绢的高度相差较远,并且宣和内府藏物绝对不会留存元祐党人的诗文在其中,所以肯定它们原来决非在一卷里的。
4.拆而不配
拆掉一些题跋和将一堂——四幅以上的屏条(非连的)、或一本册页分拆数地,所见也很多。略举前者一例:宋徽宗、高宗朝、金时昌朝“内府”所藏古书画,全无古跋,那都是有意去掉的。宋周密《绍兴御府书画式》序中说道:“……惜乎鉴定诸人如曹勋、龙大渊、张位、郑澡、平协、刘琰、黄冕、魏茂实、任源等人,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经前辈品题者,尽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无题名,其原委授受岁月考订,邈不可求,为可恨也。”
我以为那不是什么“人品”、“目力”的问题,而是怕有所忌讳罢?这些题跋拆下后,也许就此抛弃了,因此从来没有见过。
后者如元以前流行的六幅、八幅的屏风上的绢画,有的本来画意相连,后来拆下分散成为结构不完整的独立狭幅(以一幅绢的门面为准)。所见如北宋僧巨然画的《溪山兰若图》轴(《墨缘汇观》名画卷上著录),上边即注有“巨五”二小字(巨然画的第五幅)。这明显地告诉了我们它是个不全本。论画意也不太完整,可以并证。考宋《宣和画谱》中有的图画注明二幅以上的,除了横卷外,较多是屏幅一堂的分开数目。
又明清以来从屏风上演变出来的四幅以上的独立构图上书画屏条,也很容易分散;册页亦有被人拆去几页分存各处,有些被配入集册中的。
5.割裂分散
把一幅作品割裂、分散,不存在什么真伪问题,但总是改变了作品的原来样式,有时还因之弄得面目全非,使未割裂时曾见之于著录之物,后来看到它时竟对不上号来。在文献中我们曾看到明末吴其贞《书画记》卷四中一条,云:“江贯道《万壑千岩图》绢画一大卷。……此卷有裱手朱启明(煜)者,劝张范我切为两段,以后段并题跋为一卷,将前段又切为三小卷。”
因为一件长的画卷,分割为数段,可以多卖许多钱(一般价格五六尺与一丈是差不了多少的),因此往往被市侩们分割分售。所见割裂最严重的名品,有传为周文矩画的《宫中图》,粉本长卷,竟被割成五段,今分存美国(二段)、英国(一段)、比利时(一段)、意大利(一段)等地博物馆和私人手中。又米友仁《五洲烟雨图》卷,早被分割,段数不明,现见一部分在上海市博物馆,大约只剩原作的三分之一了。要不是根据极矮尺寸的特式和留有明“黄氏淮东书院图籍印”(黄琳、休伯、美之)骑缝印,竟不知此卷即为屡见著录的有名之物。
还有一些巨幅直轴,因为不便收藏悬挂,而出售时又比中、小幅为廉,所以往往被人把左右边或上下边切去一部分,使巨幅变为中幅。这样的“削足适履”,破坏文物,真是可恶之至。所见以明朝的作品为多,如戴进画《崆峒问道图》轴,就是被切去了不少的一个残幅,以致结构上大有缺陷了。此轴今藏故宫博物院。
又曾见唐寅画《灌木丛篁图》,横方轴,被割成大小三幅。右幅曾在第二次全国美展图录第二册中影印,右上有诗题名款;左狭条,现藏苏州市“文管会”,无款题印记,已不成结构;中幅则不知下落。最近又见到一幅旧临本,倒是完整的全图。
又见清僧虚谷画花木长屏四条,被人上下分割变成八幅,以致完全不成章法。幸未分散两处,现在又接裱复原了,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还有将本人写的文篇和自己的长跋分割成为两卷的,如宋黄庭坚书的《韩愈送孟郊序》和《懒残和尚歌》二卷,现在所见都只剩后跋各一段。其它存前文而去后跋的,则见有苏轼书《归去来辞》、黄庭坚书《廉蔺列传》长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