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明人画《古木竹鹊图》，绢本，墨笔画，上方有唐寅诗题真迹，即被称为唐画。其实并非唐寅作品，因画法全然不似。作者不知何人，原有款字一行在左中部已被刮去，还留有一些痕迹。

又有另一特例，明代马愈临元人缪佚树石卷，后跋原多元人手笔，马氏一一照临，并朱描印文，最后马自书临款一行，载《石渠宝笈初编》中。此卷曾被人将马愈临款割去，冒充元人画出售。后入故宫博物院，原手又将马氏的临款交出，今又重复接裱上了。

还有一些当时因有政治性关系而把作者名款或年号割去，才勉强将原件保存下来的。例如南宋中期因禁伪学——即程、朱之学，而有人把朱熹书迹中名款擦去的情形，所见朱氏《奉使贴》真迹，中间二名字成空白点，一字被擦，后被人重补。又明永乐时因“靖难”事件而禁存方孝儒等墨迹，又不承认建文帝为“先朝”，而禁用建文年号。所以幸存的方（孝孺）、黄（子澄）等墨迹，必然割去名款。书画中有“建文”年号的，也往往被当时人挖去。所见后者如王绂建文三年辛巳为“尘外禅翁”作墨竹轴，今“辛巳”字上即有被挖二字的刀痕。此虽无关书画的真伪问题，但也必须知道它的被割缘由，以免多生不必需要的疑虑。

以上这些作伪的方法，大都会留下一定的破绽。如挖、刮、擦之后，绢、纸上必有伤痕。补上去的纸和绢则气息新，且有不同的光、色。后添书画笔法，总难和真的一致，墨色（包括印色）也必然更新一些。原作如果本为生纸，一经着浆装裱，就变熟了，后加的笔墨也必然不能一样。旧绢上有包浆，后加墨、色尤其见得浮腻而吸不下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注意到新绢也有油，落笔前如不用布、粉擦过，也会使墨色浮腻，不要竟以为是后添，须作具体的分析）。因此，我们还是可以找到那些破绽加以区别，而认出它们的本相来的。

（四）卷轴等的拆配、割裂

拆下卷轴上部分东西，挪移拼配到他件上，大都是指本身与跋尾贉纸、边圈　等装潢物上的题字和鉴藏印章而言。谈这类事情的文献如明代文嘉跋《兰亭序》云：“褚摹真迹，陈缉熙已刻石行世。陈好勾摹，遂拓数本乱真，又分散诸跋，为可惜耳。”所谓“分散诸跋”，那就是将原本上的古跋移配在摹本之后。此卷《墨缘汇观》法书卷上载之，正如安氏所云：“其元章（米芾）二百十二字，小行书甚精，为明代成化时翰林陈缉熙所收，装一伪本于前，后多明人题跋。”

由此可见一斑。更具体的可分以下几点：

１．拆真（题跋等）配伪（本身）

所见例如：明代沈周《杏花书屋图》轴，原为清代谢希曾所藏，见《契兰堂书画记》著录，本有谢的边题。现见一幅，是清代好的摹本，谢氏边题被拆移轴上。裱旧而画纸较新，可证并非谢藏原画。此摹本曾影印于有正书局版《中国名画集》第一集中，今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２．以伪（题跋）配真（本身）

此等作伪的部分，大都不是拆移，而是摹、临、仿、造得来加上的。例如：米芾《拜中岳命诗》卷后面的倪瓒跋，用笔滞钝，但形式还像倪书。这一定是有人将真跋拆下，后临写此跋配上。这样的例子较多，完全伪造配上的，则见有宋《知恤诏》后元人张雨、明人文徵明二跋，文句不通，书法亦劣，蛇足可笑。以上二卷均藏故宫博物院。

又曾见一特例：五代阮郜《阆苑女仙图》卷后原有元人商挺、邓宇二跋，不知何时（可能在明末清初）被人拆去，而临一副本配上；当分割时却留下了邓跋后三个真印，印靠极右边，即裱接于伪跋之后。因此成为书伪而印真。且其伪书纸又系原跋后余素，与钤印之纸毫无二致。此不从书法本身的真伪去鉴别，单看印记、纸张等，难免受其欺骗。当然阮图还是古本，与伪跋无涉。

此外，还有一种真伪同时产生的原拼凑物，例如一堂集屏，一本集册，都为当时原配，但其中有的大名家书画是伪品，小名家书画则真。推测可能是那时书画店捣的鬼——以廉价请小名家作一部分书画，羼入大名人假书画，出售时可获厚利。曾见金笺山水画一册，其中名家如王时敏、王鉴、高简等尽是伪笔，冷名人如吴述善、黄术（均学王鉴老年画法）则全为真迹。其中王鉴一画应即吴述善伪作。此类务须分开，各部分单独鉴别，区别哪此是真的，哪些是伪的，并探明其拆配的情由，才能不被迷惑，也不致使真的一部分笼统地受到冤屈。

３．拆真配真

拆掉一些题跋等，移配到另外一件书画真迹上去，匀多补缺，这也是经常见到的一种情况，当然这也是无关真伪的区别的。有查考的例子如：唐代杜牧《张好好诗》卷后面的元代吾衍等题名一纸，原是在唐赵模书《千文》卷之后的，曾见于明朱存理《铁网珊瑚书品》记载，因知原委。据说清卞永誉经常搞这一手。

又常见有从题跋中割出有名人书一段，配入集册中的。所见如《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著录的《宋人法书》第一册中宋司马光书《天圣帖》、《初编》卷二一宋四家集册》中的苏轼《吏部陈公诗帖》，原来都是陈洎《自书诗》卷中的题跋。康熙时吴升的《大观录》中就说：“但此迹（单指司马光一跋）在陈亚之诗卷中，不知何缘割出配入北宋诸贤诗翰也。”

更有一些不知道是独立物还是卷子跋尾，而现在移在真迹书画之后的。例如有宋徽宗赵佶题本幅的传五代王齐翰 《勘书图》卷，因图中人作挑耳之状，不知何时有人将苏轼书述王诜暴得耳聋及王氏答诗真迹一幅附装于图后，书与画绢的高度相差较远，并且宣和内府藏物绝对不会留存元祐党人的诗文在其中，所以肯定它们原来决非在一卷里的。

４．拆而不配

拆掉一些题跋和将一堂——四幅以上的屏条（非连的）、或一本册页分拆数地，所见也很多。略举前者一例：宋徽宗、高宗朝、金时昌朝“内府”所藏古书画，全无古跋，那都是有意去掉的。宋周密《绍兴御府书画式》序中说道：“……惜乎鉴定诸人如曹勋、龙大渊、张位、郑澡、平协、刘琰、黄冕、魏茂实、任源等人，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经前辈品题者，尽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无题名，其原委授受岁月考订，邈不可求，为可恨也。”

我以为那不是什么“人品”、“目力”的问题，而是怕有所忌讳罢？这些题跋拆下后，也许就此抛弃了，因此从来没有见过。

后者如元以前流行的六幅、八幅的屏风上的绢画，有的本来画意相连，后来拆下分散成为结构不完整的独立狭幅（以一幅绢的门面为准）。所见如北宋僧巨然画的《溪山兰若图》轴（《墨缘汇观》名画卷上著录），上边即注有“巨五”二小字（巨然画的第五幅）。这明显地告诉了我们它是个不全本。论画意也不太完整，可以并证。考宋《宣和画谱》中有的图画注明二幅以上的，除了横卷外，较多是屏幅一堂的分开数目。

又明清以来从屏风上演变出来的四幅以上的独立构图上书画屏条，也很容易分散；册页亦有被人拆去几页分存各处，有些被配入集册中的。

５．割裂分散

把一幅作品割裂、分散，不存在什么真伪问题，但总是改变了作品的原来样式，有时还因之弄得面目全非，使未割裂时曾见之于著录之物，后来看到它时竟对不上号来。在文献中我们曾看到明末吴其贞《书画记》卷四中一条，云：“江贯道《万壑千岩图》绢画一大卷。……此卷有裱手朱启明（煜）者，劝张范我切为两段，以后段并题跋为一卷，将前段又切为三小卷。”

因为一件长的画卷，分割为数段，可以多卖许多钱（一般价格五六尺与一丈是差不了多少的），因此往往被市侩们分割分售。所见割裂最严重的名品，有传为周文矩画的《宫中图》，粉本长卷，竟被割成五段，今分存美国（二段）、英国（一段）、比利时（一段）、意大利（一段）等地博物馆和私人手中。又米友仁《五洲烟雨图》卷，早被分割，段数不明，现见一部分在上海市博物馆，大约只剩原作的三分之一了。要不是根据极矮尺寸的特式和留有明“黄氏淮东书院图籍印”（黄琳、休伯、美之）骑缝印，竟不知此卷即为屡见著录的有名之物。

还有一些巨幅直轴，因为不便收藏悬挂，而出售时又比中、小幅为廉，所以往往被人把左右边或上下边切去一部分，使巨幅变为中幅。这样的“削足适履”，破坏文物，真是可恶之至。所见以明朝的作品为多，如戴进画《崆峒问道图》轴，就是被切去了不少的一个残幅，以致结构上大有缺陷了。此轴今藏故宫博物院。

又曾见唐寅画《灌木丛篁图》，横方轴，被割成大小三幅。右幅曾在第二次全国美展图录第二册中影印，右上有诗题名款；左狭条，现藏苏州市“文管会”，无款题印记，已不成结构；中幅则不知下落。最近又见到一幅旧临本，倒是完整的全图。

又见清僧虚谷画花木长屏四条，被人上下分割变成八幅，以致完全不成章法。幸未分散两处，现在又接裱复原了，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还有将本人写的文篇和自己的长跋分割成为两卷的，如宋黄庭坚书的《韩愈送孟郊序》和《懒残和尚歌》二卷，现在所见都只剩后跋各一段。其它存前文而去后跋的，则见有苏轼书《归去来辞》、黄庭坚书《廉蔺列传》长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