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隶书味很浓的楷书款「大明正德八年供春」字样。这把壶是香港著名茶具收藏家罗桂祥博士于五○年代初期在香港收购的。罗先生一生喜爱收藏和研究紫砂壶器，在八○年代，他将其收藏的数百件藏品捐献给香港市政局，建立起香港茶具文物馆。现在该馆藏品已逾千件，而此件供春壶被当做该馆的「王牌」藏品，其名声极大。在大陆和海外的多本权威性紫砂壶图录或书籍中都予收录介绍过，且给予名列前茅的显要位置，有的书籍甚至于将其刊载于封面。

     但我认为这把壶的真实性也是大可怀疑的，其理由大致如对《树瘿壶》的评判。首先是制壶技术过于纯熟。其刻款记载该壶制作于「大明正德八年」。按文献记载︰供春的主人吴颐山是正德九年中的进士。正是吴氏为考进士在金沙寺读书，才使家僮供春有机会向金沙寺僧学做紫砂壶壶。因此即使是吴颐山真的在正德八年读书于金沙寺的话，这一年供春也仅仅是一个向老僧初学制壶的孩子，怎么可能有如此高超的壶艺？更不可能有如此娴熟老到的刻款。要知道比供春晚了大半个世纪的「超一流」紫砂壶大家时大彬，其早年还是请人书写刻款，到了晚期，才做到运笔如刀、自己刻款的。再将这把壶与嘉靖十二年吴经墓随葬的提梁壶及万历四十年卢维桢墓随葬的时大彬鼎足盖圆壶比较，我们会发现其工艺竟比后二者还先进。时大彬鼎足盖圆壶有时大彬自已刻的款，并且该壶在出土的时大彬壶中，是上佳之品，应是时大彬的成熟期作品。从正德八年（1513年）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时间上相隔整整一个世纪。即使考虑减去下葬前的购壶时间，也差不多晚了七、八十年。那么，一个七、八十年前刚刚起步的孩子的作品，其技艺竟比一个七、八十年后的特大名家的成熟期作品还要成熟，这不是天方夜谭的事情吗？

    实际上，由于供春的名气大，从明代晚期直到今天，四百年来一直有人仿冒他的作品，且应该是以仿冒为主。这把壶为仿冒品应该是无疑的了。问题是︰它仿冒于何时呢？由于看不到原物，根据各个图录发表的照片来看，我个人认为大致有两种可能。一是根据刻款的字体来看，其很像清代康熙年间瓷器仿冒明代作品时的落款字体。因此有可能是清代早期人所为。另一个可能是在本世纪三○年代的民国初期，古玩市场火爆。当时的宜兴紫砂壶高手蒋燕亭等人在上海仿冒了一大批古代名人壶。我们见到的这类假货，从明代的时鹏（时大彬之父）、时大彬、李仲芳、陈仲美、陈用卿、徐友泉、惠孟臣，到清代的陈鸣远、王南林、陈曼生，几乎历史上所有的紫砂壶名家都被作伪了。做为开山鼻祖鼎鼎大名的供春被仿冒，自然也是不足为奇的。我认为这把壶是此时生产的可能性最大。

真正供春壶的特征

当这两把「王牌」壶被否定后，也许有人会问︰你是不是在搞历史虚无主义，认为供春也不存在呢？回答是︰否。我认为︰根据大量的文献记载看，历史上紫砂壶名家供春应是实有其人的。因此，供春壶也应该是有的，那么供春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从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推断，我觉得主要应有这么几个特征︰一是它具有很大的原始性。打身筒、镶身筒和模具挡坯的技术此时都不可能出现，因此供春壶不可能具有上述技术特征。其主要是手工捏制，然后用简单的工具修整，甚至壶身上可见到指痕。二是胎土很粗糙，颗粒不会细于60目。同时由于明火烧造，与缸瓮同窑，烧成的器色不够匀正，身上应飞溅有缸瓮釉泪。三是应该无款识。因此，即使是真的供春壶逃过历史劫难留传至今，我们可能也非常难于将其鉴别出来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做为考古工作者，我们应特别注意明代中后期墓葬的出土材料。特别是正德、嘉靖年间的墓葬材料，盼望有一天能像出土时大彬壶一样出土一、二把供春壶。有了标准器，问题就容易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