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主要通过三种形式：一是日本、高丽僧侣在到中国学佛的同时，传去了茶叶、茶文化;二是朝廷、官府作为高级礼品赏赐或馈赠给来访的外国使节、嘉宾;三是通过贸易，输往世界各地。如早期到中国学佛的日本、高丽僧侣及历代遣唐使、遣宋使、遣明使，带去的茶叶、茶文化，都是寺院、朝廷、官府或民间作为高级礼品馈赠或赏赐的，如两次在宁波受到礼遇的日本高僧荣西，回日本后以感恩之心送来100多棵珍贵木材，助建天童寺千佛阁。他著有《吃茶养生记》，被誉为日本的茶祖。

　　最澄之后，与茶事相关的多位日本高僧均从明州港回国带去茶叶或茶籽，其中唐代主要有空海、永忠等，宋代主要有荣西、南浦绍明、希玄道元、圆尔辨圆等。

　　自唐代以来，宁波一直是中国茶叶出口的主要港口，全盛时期有“半壁江山”之誉。宋代以后，明州与日本、高丽海上贸易大增，官方和民间贸易极为活跃。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宁波已造出两艘当时世界上吨位最大的600吨级“神舟”，主要用于官方的海外贸易。宋政和七年(1117年)，明州太守奉宋徽宗旨意，在明州设置“高丽司”，管理与高丽国往来的有关政务，并在月湖边上创建了国家级迎宾馆———高丽使行馆，主要处理高丽使者往来及贸易事务，这是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处重要文化遗存。

　　即使到了晚清时期，通过宁波口岸出口的茶叶，尤其是绿茶，仍有全国茶叶出口半壁江山之称。陈慈玉在《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中，列出了1861-1911年50年间，通过宁波口岸出口的茶叶，其中1861年为3145吨，1911年为7016吨，最兴旺的1895、1896年均在万吨以上。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时任宁波茶厂副厂长的刘峻周，受俄国皇家采办商波波夫邀请，带领12名茶叶技工，在宁波采购了数百普特(1普特为16.38公斤)茶籽和数千株茶苗，经海路到格鲁吉亚种茶，获得成功，开创了近代宁波至格鲁吉亚、俄罗斯乃至整个独联体的另一条“海上茶路”，被尊为格鲁吉亚的“茶叶之父”、“红茶大王”，前苏联政府曾授予他“劳动红旗勋章”。

　　当代宁波港仍为全国茶叶出口主要港口，作为国际集装箱主要口岸，不仅江、浙、皖、赣等省茶叶从宁波口岸出口，据茶友提供的信息，远在西部的陕西茶叶，也从宁波口岸出口。

　　综上所述，宁波作为“海上茶路”的启航地，自史籍最早记载的805年中国向日本输出茶叶、茶籽以后，历时1200余年，一直是中国茶叶、茶具出口的主要港口。称宁波为中国茶港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