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泥活字本古籍图书，就是清道光十二年冬至十三年春（公元1832年~1833年）由苏州人李瑶印的《校补金石例四种》。此书的面世时间距今仅仅172年，但是存世量极为稀少。1998年我们在民间征集到一部，经过拍卖，以8.25万元成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7年后的今年春季，我们拍卖同一部书，其价位扶摇直上，最终以53.9万元成交。可见存世稀少的古籍图书不论其年代是否久远，只要本身具有特点，具有收藏的亮点，物以稀为贵的真理在它身上都能得到最充分的表现。

三、内府刊本

在此所说的“内府”，是专指皇宫而言。内府刊本，就是指皇宫内设立的专门刻书机构所刻印的图书。在我国古代刻书史上，皇宫内设立专门刻书机构最早的大概要算元朝的兴文署了，由此延续到清朝结束。元朝兴文署所刻印图书数量不多，再加之年代久远，目前存世不多，已不多见。

明朝内府刻书，是由司礼监下属的经厂来负责，所刻印图书开本阔大，字大如钱，所用纸、墨俱佳，被称之为“经厂本”，据有关资料记载大约刻印了161种图书。清朝康熙时期，朝廷在紫禁城内武英殿设立修书处，总管皇宫内刻印图书事宜。其所刻印之书不仅字体精美秀丽，而且用纸上乘，装帧讲究，世人称为“殿版”。至清朝灭亡，共刻印图书大约600种左右。由于这些书是由皇家所刻印，再加之有些书内还钤印着皇帝的御用图章，因此近些年来成为收藏家追逐的对象。

仅以近两年拍卖的清武英殿刻本为例，2004年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刊四色套印本《御选唐宋文醇》，以3.3万元成交；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刊本《御纂周易折中》以2.75万元成交。今年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刊本《皇清开国方略》以及满文版的清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刊本《高宗纯皇帝圣训》分别以2.75万元和11万元成交。

四、名家批校本

名家批校本是指在一部书中有名人的点校、题跋、批语等。藏书人一般在藏书时均喜欢收藏在工具书中有著录的图书（当然如发现孤本，则是没有著录了），讲究的是流传有序。如书中留有名人的墨迹，则就更为珍贵，其价位要相应地高出原书数倍乃至数十倍。如明朝人黄昌龄所辑《稗乘》一书，为明万历黄氏自刊本，仅为4册，按一般市场估价最高也就6000元。但是该书经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曾在民国初年任教育总长、后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傅增湘先生朱笔批校并题记后，拍卖会上的起拍价就为6万元，高出原书价位的10倍。

以上所谈，仅仅是古籍图书收藏中的几个方面或重点，有收藏价值的古籍图书并不仅仅局限于以上四种。我认为收藏具有价值的图书，其目标也不一定必须紧跟古籍善本，例如近几年民国初期双照楼主吴昌绶、密韵楼主蒋汝藻以及武进人氏陶湘等人的精刻精印本也越来越受到藏书家的青睐，在拍卖场上也是竞价十分激烈。

此外，近现代具有革命文物性质的出版物、印刷品如《毛泽东选集》等也均可成为较有价值的收藏品。例如我们曾经拍卖的由美国作家、新闻记者哈里逊福尔曼所著，并于1946年在北平出版的《北行漫记》，虽时间不算久远，且为平装一册，但是从500元起价后，终在2750元的价位成交。其原因是此书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毛泽东同志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同时也记录了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的事迹，是继《西行漫记》后又一部描写解放区的著名著作，因此成为藏书家追逐的对象。另外期刊杂志也有收藏热点，例如在今年1月我们公司拍卖的1857年1月26日（清咸丰七年）上海创刊的第一份中文杂志《六合丛谈》，以高达3.96万元成交。《东方早报》曾就此拍卖品进行过报道。

综上所述，收藏有价值、特别是有经济增值价值的古籍图书，今后仍将是人们追逐的一个热点。但古籍图书本身所固有的不可再生性和不可代替性无疑将会使它随着历史的前进逐渐减少。因此我认为在有一定经济基础条件下，应尽可能收藏古籍图书中的珍善本。此外，收藏的视野和范围还可放大与拓宽，收藏者依据自己本身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和条件，确定自己的收藏方向与目标，坚持数年，必有收获。同时也要提醒诸位进入收藏界或将要进入收藏界的朋友，无论何时何地，收藏何种藏品，都要冷静地观察市场，丰富自己的知识，在投资收藏市场时注意不要抱有投机的心理和动机。（北京海王村拍卖公司经理 彭震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