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对如何修整书籍的记载，可能是最早的了。根据这段记载，可以想象到当时修复技术细致和高超。其中“自非向明举之，略不觉补”，就是说的“整旧如旧”，即古籍修补过之后，不细看是看不出补过的。在这段记载中，我们还能找到对简单轻率的“郦方纸而补者”的批评，指出这种补书法会伤害书籍。

　　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有16000件以上，修复任务繁重。馆藏敦煌遗书中有些已经的修复过。但由于修复时间较早，参与修复的单位多，修复方式繁简不一，修复质量也有高有低。但追根溯源，都是按照传统字画装裱的方式来修复敦煌遗书。传统字画装裱技术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是现代修复工作的基本技术。但在图书保护理论和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对传统装裱技术作一些分析，其中符合图书保护理论的，我们就采用，不符合图书保护理论的，我们就要坚决舍弃。不加分析完全按照中国传统装裱字画的方法修复敦煌遗书，显然是不妥当的。当然，“整旧如旧”作为一个原则、一个观念，人员素质不同，对它的理解不同。馆藏敦煌遗书《无上秘要》、《摩诃般若波罗密》和《道德经》的修复，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无上秘要》全卷托裱，装潢精美，做工精致，堪称传统装裱技术之精品。但仔细看一下，就不难看出：写经纸上下两边裁得非常整齐，原件的宽度已无从察考，其次，因全卷托裱，原写经纸的厚度很难测量。

　　《摩诃般若波罗密》修复的最大特点，是除引首、拖尾以外，写经纸原件背后没有托裱，保留了写经纸原来厚度。但是，由于经卷与引首、拖尾是裱过的，比写经卷的厚一些，舒展时引首、拖尾和经卷连接处就发硬上翘。经卷厚度虽然未损，但上下两边整齐划一，显然也是裁切以后才形成这个样子的。

　　《道德经》原为一件文献，现已分为完全可以缀合的两半。该经两面书写：一面是汉文《道德经》，另一面是藏文，具体内容笔者不详。两件分别装裱。一件在原件上下两边各镶有两道纸边没有全卷通裱，也没有把写经纸四边裁齐，这在已修复过的敦煌遗书中实属罕见的。而另一件就被全卷托裱，藏文部分全部裱在纸褙之中，如想研究藏文部分，就得将纸褙全部揭掉不可。

　　以上几件敦煌遗书都是使用我国传统装裱技术，在“整旧如旧”的原则指导下修复的，但修复效果却大不一样。由此可以看出，对“整旧如旧”这一修复原则的理解，直接影响修复措施的选择，从而决定了修复质量的优劣。

什么是“整旧如旧”？所谓“整旧”就是对古籍进行整理和修复，“如旧”就是使书籍在修复之后，尽量保持书籍的原始面貌。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因为年代久远，很多古籍的原始面貌并没有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古籍只是它们变化以后的样子——当然，这个变化也许并不大，可能只是纸张的颜色变暗一点，或因为老化的原因纸张变脆了一些。也有的变化可能会大一些：曾经修复过，有的甚至已改变了装帧形式。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不见得就是古籍的原始面貌。在这样 的情况下，我们如何理解“整旧如旧”呢？笔者认为，“整旧如旧”实际就是古籍经过修复，在外观上尽可能多的保留一些修复之前的样子。

　　“整旧如旧”的目的，就是尽量保护古籍的文物价值和资料价值不受损失，使之“延年益寿”长久保存。但是在传统装裱技术过程中，有单纯为“整旧如旧”而“做旧”的作法，非但达不到让古籍“延年益寿”的作用，反而加快了古籍损坏的速度。在古旧书画的修复、装裱过程中，有一道把补纸染上和原件一样颜色的工序，叫做“全色”。为了防止颜色洇染传统方法是在书画纸上涂一层胶矾溶液，以便于操作。胶矾溶液中的明矾可对纸张内部结构造成严重的破坏，这一点早为科学实验所证实。我国传世古籍众多，距今一千多年前的敦煌遗书直到今天还保存完好。但宋、元时期的古画传世却很少。其原因之一 ，就是在作画和装裱过程中，画纸（绢）施过胶矾，从而使画纸（绢）的耐折能力大大降低，时间稍长一点，画纸就酥脆破损。字画一破，就要重新修复装裱，就要再施用胶矾，胶矾施用的次数越多，字画破损得就越快，如此恶性循环，直接的恶果就是历代创作的大量字画损失殆尽，百不存一。

　　其次，纸张吸水后纤维就会膨胀，纸张的长度和宽度都会“涨出”，待其脱水干燥后又会“收缩”。古籍修复时使用的我国传统手工纸也是这样。为使古籍在装裱过程中便于操作，就需要控制纸张的伸缩。常用办法也是在装裱用纸及原件上施加胶矾溶液。直到今天，在装裱手卷的时候，施用胶矾还是一道必要的工作。馆藏《无上秘要》是否施用过胶矾不得而之，但从手卷外观形态以及当时修复技术状况来考察，胶矾的施用在所难免。

　　另外，熟悉装裱工艺的人都知道，古籍在修复、装裱时，若原件纸张较厚的话，大都需要揭薄或揭掉一层，这样装裱后的古籍才能柔软。画芯托好以后，还要裁切整齐，这样镶上绫绢等织物，裱好后才能漂亮。装裱精良的《无上秘要》在装裱时是否揭薄过、裁切过，揭掉多少、裁掉多少，由于装裱时没有留下相关的资料，我们现在无法确切知道 。笔者以为，一部古籍的价值并不单纯体现在它的文字之中，它用纸的 厚薄，长宽厚各部分的尺寸，造纸原料的选择，加工及装潢形式等方面的价值，都是宝贵的，不可分割的。装裱时如被揭薄，原件的文物价值和资料价值无疑都会受到损失。尽管这是为了修复的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出发点不错，但修复效果却违背了初衷，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今天修复古籍，在选用修复措施的时候，对传统装裱技术必须采取有批判，有继承的态度，不能全盘照搬，而且非改革不可。

与“整旧如旧”相对，古籍修复也可以“整旧如新”。但这是在“整旧如旧”基础上的“整旧如新”。顾名思义，“整旧如新”就是书籍虽经过修整，但从外观上看和新书一样。这就要谈到古籍修复中的另一项技术“衬纸”。“衬纸”是在已修好的书叶背面，加衬一张同书叶大小一致的纸。这种方法，一般用于书叶较薄或破损程度严重的书籍。随着衬纸技术的不断应用和改进、提高，古籍修复技术人员又创造出不少新的书籍装帧形式，丰富了我国古代书籍史的有关内容。像我们常说的金镶玉装，接书背等等，都是在衬纸基础上，不断丰富、改进技术的成果。

　　无论是“整旧如旧”，还是“整旧如新”，都是“整旧”，这个工作就是修复过程中“补破”。这道工序非常重要，是关键的关键。修复技术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补破”这一工作环节的处理，故在处理中有很大的随意性。说不同的工作人员，其技术上的差别往往表现在这“随意”之中，是不难理解的。而对这“随意”处理是否适当，取决于修复人员的经验积累，“三分技术，七分经验”这种说法，从这个角度上说，并不过分。

　　　在书籍修复工作中，还必须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根据古籍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修复手段。

　　我国古籍浩如烟海，文物价值，资料价值因书而异，每部书破损情况亦不相同。以书籍版本及本身特点而论，宋元珍本的修复方法不能同于明清之通行本的修复；有名人题跋书籍的处理，不能同于无题跋的；书品大的，不能同于书品小的；甚至书册多少、书叶的薄厚，都是决定使用何种修复手段的参考因素。

　　书籍的破损主要是虫蛀鼠咬、霉菌腐蚀及纸张老化等造成的。虫蛀鼠咬属于“硬伤”，书叶虽破，不难处理。霉菌腐蚀及纸张老化，则是书籍的致命伤。书叶外观虽然完整，但处理时却不同于虫蛀鼠咬之类，简单补破即可。即使用同一种原因损坏的书叶，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修复方法。

　　我们现在修复的书籍，最早是宋代、甚至是唐代及唐代以前的古物。最晚的也是本世纪初期，距今已近百年的东西。这些书籍，无论年代远近，都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和资料价值。我们在修复中采取的所有措施，从实质上来说，都应该是对书籍进行保护而不是相反。因此，修复过程里采取的一切措施，在施行时要十分的细致，小心。在其它行业中允许出现的“返工”和“报废”的现象，在古籍修复工作中是绝对不容许存在的。虫蛀鼠咬已是这些书籍的大敌，倘若在修复过程中，再因为我们的粗心大意对书又造成伤害，就太不应该了。

　　作为一个古籍修复工作者，光掌握传统技术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技术较好人员，如果没有掌握图书保护知识，修整的书籍也并不一定都是合格的。以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赵城金藏》来说，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些旷代奇宝，修复前破烂不堪，经过修复，面貌一新。这对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生中对祖国作出的最大贡献。但是，这些经卷在修复过程中，有的经卷褙纸被揭掉而换纸托裱，这种修复手段在现在看来，是极不应该采用的。因为经过修复的经卷，由于加上了新褙纸，外观不仅改换了颜色、就连原来纸张的薄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赵城金藏》作为文物，它保留下来了。但它的资料价值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这对于当时参与修复的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终生遗憾。象这种“功魁祸首”的事，在今后的古籍修复工作中，是要坚决避免的。

说到这，还想再强调一下“整旧如旧”，修复过的古籍一定要力争恢复书籍原貌。文物价值愈高的书籍，这点愈要注意。原来的书皮、原来的护叶、原来的衬纸乃至残损的书签，都要刻意保存，尽可能保留在原来的书籍上。

　　总之，古籍修复工作是一项技术要求高、质量要求严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意义非常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