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在专业的研究刊物发表研究成果的学术争鸣的常规做法，而是先在《新民晚报》这样的大众媒体以官方的名义发布结论性的观点，是由于《功甫帖》真伪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出学术规范和学术尊严的价值，需要你们集体展现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了吗?如果真是这样，为何不在我出于国宝回归的热忱于中秋之夜与各国大收藏家激烈争夺而最终拍得《功甫帖》之初就表明你们的观点?或者在我们以激动的心情以电视媒体向广大民众表示《功甫帖》将在龙美术馆（西岸馆）的开馆展展出之时就提出你们的结论?这样一来，我个人避免可能的经济和名誉损失事小，国家也不必为《功甫帖》的合理回归动员宝贵的保税资源，同时热爱传统文化的广大民众也不必为此可能满怀期待地空欢喜一场。从竞拍成功到成功回归，其间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你们对《功甫帖》的鉴定结论又是如此的简单且毋庸置疑，或许作为一个民间收藏家，上博这样一个学术权威机构对我没有预先提醒和事后帮助的义务，但是你们在挑起争议之后又不肯拿出详尽的学术报告，对关注此事的广大民众和同样从事文博事业的专家学者而言，是不是过于草率从事了?

　　其次，对于上博的鉴定结论和目前所见的论据，我个人虽然也充满疑惑，但我毕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加上买家的特殊身份，也不便对此发表评论。我从事中国书画收藏二十余年，投入的精力和体会的甘苦，固然不足与外人道，但仅资金一项也有数十亿之多，也收藏到了一些学术界公认的自宋代以来的重要书画作品，这主要归功于我的鉴定团队的出谋划策，他们中间既有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教授，也有曾经从事过文博行业的老一辈专家顾问，还有在艺术市场上拼搏多年的鉴赏好手。《功甫帖》事件出来以后，他们在惊讶的同时，也表示本着学术争鸣的原则，愿意倾听一切学术上的不同意见。由于未能等到上博的进一步说法，他们委托我向以钟银兰为代表的上博书画部求教几个具体的疑问：一、“双勾填墨”对古代书法作伪而言并非难以识别的高级手段，为何张葱玉、徐邦达等老一辈过手此帖的专家没有提出这一疑点，反而判为真迹?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经手此帖的苏富比和其他相关专业人士也没有看出端倪，而上博的专家团队仅凭与拓本的主观比对就能得出摹本无疑的结论，是上博的学术团队在古代书画的鉴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果吗?可否与大家分享这一成果呢?二、原帖翁方纲的题跋，原本是最无争议的部分，现在也被判为伪作，证据何在?可以说所有关注此事的相关专业人士对此都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期待上博学术团队传道受业解惑。

　　三、日前有“知情人士”爆料，此帖早年曾出现在上博，后又由上博流出。这一复杂的来由，与上博官方的这次匆匆表态有无关联?作为国家的公共文化机构，或许上海博物馆有说明原因、以正视听的义务吧?

　　与此同时，我创办的龙美术馆在这次事件中也受到了无端的牵连。龙美术馆原本是我投资创办的公益性艺术机构，且不用说在前期建设上投入的大量资金，即便是维持它的正常运转，也需要可观的运营成本。好在自龙美术馆成立以来，得到了文化部、上海市、浦东新区、徐汇区政府和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我才有信心把私立美术馆作为百年大计运营下去，为爱好艺术的民众服务。这次龙美术馆对外表态将要展出《功甫帖》，只是出于与大家分享古代艺术瑰宝的美好初衷，而上博将其定性为“美术馆展出伪作”，这使龙美术馆也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在如何排除舆论干扰，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方面，上海博物馆是有较为丰富的经验的。因此，龙美术馆管理方也委托我向上博方面请教：一、1999年，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傅抱石金刚坡时期作品特展”，所展出的全部四十余件作品皆被专家学者和画家后人指证为伪造品，你们是如何向民众做出解释，并顺利度过信誉危机的?二、2003年，上海博物馆耗资450万美元公款，以当时中国书画作品的最高价格在海外收购四卷《淳化阁帖》，在学术界引起争议，你们除了将宋代原版“祖帖”的说法改称“最善本”，又是如何说服官方和民众，这笔公款收购完全是物有所值的?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民营美术馆这种新生事物是一种十分脆弱的存在，除了国家政策的护持，也离不开国营同行老大哥的帮助，还望上博不吝赐教，帮助龙美术馆这个小兄弟健康成长。

最后，我还是要感谢在这一事件中，保持公正立场、心怀善意的所有媒体朋友和各界人士。我个人的委屈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客观还原《功甫帖》以本来面目，共同营造并努力维护传承中华文明的良好氛围。希望上海博物馆本着国家公益文化机构的社会责任感有以教我。

（韶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