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进程中，自从父系社会建立之后，男尊女卑便不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也成为统治的思想了。不过也偶有例外，那就是贯穿于婚礼仪式中的尊坤意识。这种意识一方面是原始母系氏族社会习俗的遗存，同时更是中庸之道对男女地位与关系的一种有意调节。物极必反。女性被压抑久了，自然会对整个社会的和谐不利，这就需要寻找一些适当的时机让女性去表现自己的存在与追求，让社会表现出对女性地位的某种程度的尊重与认可。而最集中、最有效的则莫过于婚礼了。

首先，中国传统婚礼中的每一个环节，如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都贯穿了对女性的尊崇。纳彩即男方派媒人向女方表达求婚之意，问名即女方接受男方的礼物后再由男方去请问女方的姓名及生辰，纳吉即男方卜得吉兆后复派使者往告女方，纳征即男方派人送彩礼至女方以表示婚姻的成立，请期即男方择定婚期后备礼向女方征求意见，亲迎即结婚之日由男方亲自带人备礼至女方迎亲。在这些礼仪环节中，男性与男方往往表现得十分周至、旦下，而女性与女方则高高在上，被尊崇着。这种对女子的可谓绝无仅有的礼遇，实际是对男权社会中男尊女卑思潮的一种纠偏，亦即中庸之道对两性关系的双向调节。

其次，在婚礼时间的选定上，也体现出“阳下阴”的尊坤意识。黄昏为阴阳相交之时，婚姻为男女结合之礼。“阳下阴”即男下女。故古代规定于“阳下阴”的黄昏之时举行婚礼，除了有对青年男女黄昏时分相亲相爱的制度上的匿定外，实寓有“男下女”的含义。

最后，古代婚姻对彩礼的规定，也体现出中庸之道“过犹不及”的内涵。彩礼是婚姻的见证，不能没有；但过重的彩礼则不但会加重男方的负担，还会伤及婚姻本身，既不能“过”，又不能“不及”，那么究竟应该以多少为宜呢？《周礼地官媒氏》规定：“凡嫁子娶妻，八币纯帛无过五两。”古者布帛二丈为一端，二端为匹，匹亦称两。故所谓五两，即五匹（周代一匹约当今之9.2米）。这是朝廷规定的最高限额。至于“六礼”中男方每次所持礼物，则多为雁。可见，古人对彩礼的选择，既考虑到一定的实用价值（如有限的布帛），又注重其象征意义（如雁、俪皮），二者兼顾，可谓深得中庸之道合理、合情、和谐之旨。

中庸之道与丧祭之礼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丧祭之礼作为生者对死者寄托哀思的礼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既要充分地寄托哀思，又不能伤及生者的身体，这就需要对丧祭时间的长短及表达方式，都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而这也就是中庸之道在丧祭之礼中的运用了。

先说丧礼。《礼记杂记下》：“子贡问丧，子日：‘敬为上，哀次之，瘠为下。颜色称其情，戚容称其服。”’《礼记丧服四制》亦云：“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练，毁不灭性，不以死伤生。”这里，已为服丧者规定了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敬为上，哀次之，瘠为下”，既要哀，又须“毁不灭性，不以死伤生”。而如何把握这其中的“度”呢？《礼记丧服四制》明确提出：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恩之杀也。圣人因杀以制节，此丧之所以三年，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

子女为父母服三年之丧，既能充分地表达丧亲之痛，又不至于毁伤身体，这便是丧礼中的中庸之道。故孔子说：“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也。”《礼记三年司》还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并对三年之丧的具体时间也作了界定。

所谓“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据《礼记集说》引石梁王氏日：“二十四月再期，其月余日不数，为二十五月。”这实际上也是在尽量缩短服丧的时间。而且，即使在二十五月期间，服丧者倘有疾病，也还是可以变通的。《礼记杂记下》记孔子的话说：“身有疡则浴，首有创则沐，病则饮酒食肉。毁瘠为病，君子弗为也。毁而死，君子谓之无子。”既要服丧，又要爱护自己的身体，不可“毁瘠为病”，这不能不说是中庸之道的双向调节机制在起作用。

再看祭礼。《礼记-祭统》云：“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又云：“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而所谓“时”，即是指祭祀的次数既不能“数”，也不能“疏”，应该恰到好处。正如《礼记祭义》所说：“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而如何才能做到不烦、不忘呢？这又需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古弋所制定的春、夏、秋、冬“四时之祭”（《礼记祭统》，后世改为春节、清明、七月之望、十月之朔），便是既不“数”又不“疏”，完全合乎“中庸之道”的祭祀之礼。而这一礼仪之所以被延续了两干多年，不是没有道理的。

中庸之道与人际交往之礼

中唇之道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如何处哩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亲情关系、友情关系、爱情关系，以及上下级司的关系．同事间的关系，邻里间的关系，实在是一门大学问。这一系列的关系对中国人来说，似乎又显得格外重要。如果说西方文明所注重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阿拉伯文明所注重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中国人所最注重的便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人与人相处，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那就是既不能太过疏远，也不能太过亲密，更不能搞零距离。太过亲密是“过’，太过疏远是不及”，“过犹不及”，两者都不可取。

与上下级和同事相处，也有这个问题。你表现得太强势了，咄咄逼人，关系当然处不好。那么谦虚一些呢？谦虚自然是好的，但有些人过于谦虚了、又变成虚伪，也会招致别人的反感。只有恰如其分，各方面的关系才能处得好。这便需要经过不断地调整，最终使目己达到中庸的状态，即自强与谦虚的和谐统一，亦即《易传》上所说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和谐统一。

夫妻间的关系也是同样。应该说，夫妻双方各自都允许保留一定的空间甚至是一些隐私，但究竟以多大的“度”为适宜？空间和隐私保留多了，往往会被对方怀疑为不忠；而保留少了，让对方一览无余，久而久之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人们常说距离产生美，但夫妻间到底立保持多大的距离才能产生持久的美感．）这只能靠“执其两端”（夫妻各为一端）而不断求其“中”，才能达到双方都认可的最佳状态。今人把这一过程称作“磨合”，而所谓“磨合”，即是达到中庸的一种途径。

总之，中庸之道作为一门‘实学”，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又深远的。除礼仪外，它对中国古代历法的制定（即“阴阳历”），生态的平衡，社会的和谐发展，乃至海峡两岸关系的处理，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甲庸之道绝不是消极的，更不是糟粕，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极高明而道中庸。”要达到高明的境界，就必须通过中庸的途径。《中庸》的这句话道出了中华民族不断兴旺发达的内在基因。此新闻共有2页 第 [1] [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