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的一些情形中，即可见沙孟海蒙受冯君木的师恩，不独学问上的传授，艺业上的提携，生活上的关爱，而且是道义上的支持和援助。因此，《冯状》结尾又有“文若受知先生既夙且深，甄述景行，义无多让”；在他晚年自述《师承》中理当将这位恩师的名字郑重地记上了。

有关《冯状》墨迹，是沙孟海先生以小行楷书于“法明馆”（沙氏室名）笺上。所作小字如大字作法，气骨开张，真力弥漫，全篇神完气足，字距韵接，行脚整严，委为沙氏小字墨迹之精品。有必要说明的是，此墨迹实系沙氏１９７４年所作。对此抑或明眼者自可辨别。然沙氏因何在古稀之后，且尚在“文革”之时，会将这件旧作文稿重录一过？就此事我在１９８９年末，曾专肃投函沙孟海先生请教，承先生不弃葑菲掷书教我。在此将这段逸事也谈一下。

上世纪６０年代末，沙孟海因老友童弟周教授之介，与当时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的吴则虞（１９１３——１９７７，号 ）通信缔交。因吴未见过冯君木《回风堂诗集》，沙就将手边仅存当年由他手校的扬州木刻版校雠底本两部，分赠一部（上下两册）给吴，并在集子卷首题记数行，以说明该集子版本的流传经过。又为了能使友人了解冯师的生平事略，遂书录了这件旧作文稿，并将它附在集子的卷末，此即为沙孟海重书《冯状》的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