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nt-size:14px;">     君子比德于茶，两者之间的确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相通相惜之感。早在唐朝刘贞亮的《茶十德》可谓茶之“知音”，其将茶的德性概括成十条：“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其中茶养生气、茶树礼仁、茶存雅志以及茶之可道正是对儒家君子之德的切合诠释。

     茶养生气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原生之茶是生长在南方的良木，尤其以巴山峡川一带的茶树为甚，高大伟岸，可以说是吸纳了天地的醇和灵气，饱受甘霖雨露，日月之光，吸收自然之精华，方可称为嘉木。其置身于自然一隅，静藏于山野峻岭，不惊不语，既坚毅顽强，洁身自好，又甘于寂寞，平淡清悦的品性在这廓然之自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代代相传，而这也正符合儒家君子“矜而不争”的平和之气。

     所谓君子之平和：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儒家君子以“反求诸己”为修身之道，以“近仁谋道”为人生追求，诚如刘宝楠《论语正义》中所说：“正谓己之为学，上达于天，为天所知，则非人所能知，故无所怨”。然为学之道纵然境界高远，仍需以平和坦荡之心来与世俗处。“有朋自远方来”之时，“不亦说乎”；“人之不己知”之时，亦不抱怨。平和却不谄媚，方为君子之气，这不正是茶天生具备的清高却不孤傲的品性吗？

     并且，茶在成为真正的茶之前，必然需经历“采之、蒸之、捣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等无数道磨练方才成就自身，最终凤凰涅槃般地散逸于水中展现出高雅俊逸之生气，并且一直保持着自身之本貌，不为任何事物所动，此等节气正是君子至大至刚、配以道义且充盈于上下四方的“浩然之气”。“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纵然千锤百炼，历经苦难仍然不屈威武，坚守自己，不失品格，君子如是，茶如是。

     茶存雅志

     关于茶的品性，茶贵“清”，最忌荤肴陈杂，几片叶子于水中翻滚便可诠释出由清苦转回甘的人生真谛；茶贵“寂”，一人一壶一案几，不论在寻常百姓家还是在山野幽篁中，举杯独品之时也是观己自省的最好时机；茶“不器”，对于盛茶之器，以泥烧制的小盏粗碗最合适，过度华丽的金樽铜壶反而会染污了茶的原味，从泥土中生，在泥器中逝，这是否有一种朴实雅静的“回归”之志呢？“茶山御史”陆羽以“精行俭德”四字概括茶之品性，唐人斐汶更是在其《茶述》中如是说：“茶……其性精清，其味淡洁，其用涤烦，其功效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类似描述在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中也有所提及：“至若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澹闲洁，韵高致静。”茶出生便承载着山崖林川的钟灵毓秀之性，其性涤烦效和，其味洁雅淡俭，其志闲静中正，其所追求“清”、“寂”、“简”之雅志，可谓“淡如君子洁如仙”。

     但问孔子所崇尚的君子之志为何？《论语·先进》记载了孔子与弟子论志的故事，作为孔门弟子的曾皙说他向往的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后喟然而叹，深表赞成。由此可见，孔子儒家所真正认同与向往的是“配合天时（暮春）、地利（沂水、舞雩台）、人和（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由此自得其乐，随遇而安”。儒家君子志向和而不同，但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入世情怀之外，同时追求向往的也是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闲和平静趣远”。

茶性“精行俭德”，清和淡雅，以茶雅志，不求琴瑟之和寡，不求钟鼓之噌吰，不求金樽之酣欢，诚如儒家君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君子之“孔颜乐处”，便是那[南京]第二届中国南京产业交易会开幕 宜兴紫砂壶再显风采。浴沂水，风舞雩，咏而归，或者一淡饭，一薄书，一粗茶，天时地利人和的雅趣。

     茶树礼仁

     中国茶道经历数千年的发展，融合儒释道三家之精华，其中以儒家为甚。“茶山御史”陆羽就提出：“茶有九难：一曰造，二曰别，三曰气，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无论是制作、识别、器具、火力、水质、炙烤、捣捻、烤煮、品饮均有严格细致的法则和礼度。尤其在品茶方面对茶者提出了更高的礼仪要求，在唐宋年间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仪程讲究都已趋于成熟，有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和仪式，包括日常待客之礼、宫廷君臣之礼、结婚嫁娶之礼以及祭祀茶礼等。例如《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七十七·梦二》记录了一则奚陟与客“就厅茶会”的故事：“陟为主人，东面首侍。坐者二十余人。两瓯缓行，盛又至少，揖客自西而始，杂以笑语，其茶益迟。”无论是座次还是行茶，充分显示出主人以客为主的恭敬之心。而在君臣茶礼中，则以君主为主，君主按照官阶等级分别“赐茶”，群臣待君主请茶后方可谢恩共饮，和谐有序的君臣关系可见一斑。此外在古代嫁娶中还有“三茶六礼”；丧葬祭祀中的“三茶六酒”、“清茶四果”等关于茶的传统礼仪，不外乎存着一颗虔诚之心，以茶求福，以茶庇佑。

     如此真切细致的茶道礼仪，分析其本质的基本精神可概括为“廉、美、和、敬”，即廉俭育德、美真廉乐、合诚处世、敬爱为人（庄晚芳先生语）。联系儒家之“礼”，孔子认为“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一定的外部规范是恪守君子行为的必需，诚如钱穆先生所说：“礼者，人群相处之节度分限也。人之相处，其存于内者，不可无情谊，故孔子言忠言直。其发于外者，不可无分限，故孔子言礼言恕。约而言之，则皆仁道也”。但“礼”归根到底还是回归于“仁”，所谓“为仁由己”，孔子要求作为仁人君子，还需向内存养“仁者爱人”之心，直心由中，以真情示人。“礼之用，和为贵”，儒家君子之礼的目的，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和谐。

     君子之交在意的是“^***之美”，崇尚的是“和乐安详”。同样，茶作为待客之道，“精华均分”，作为君臣之礼，恭敬有序；作为嫁娶丧葬之礼，祈福护佑。总之作为“开门七事”之一的茶，承载着的便是如君子般的恭慈孝悌、诚敬待人、有序和谐的高尚品格，时刻展现“为仁为礼”之德。

     茶之可道

     如前文所述，以茶养生气，以茶存雅志，以茶树仁礼，总而言之均为茶之道。相对的，君子存养中正平和之气，率性天人合一之雅志，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贵仁而崇礼，即为君子之德。而“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所提出的“中庸”概念，即为君子最高的道德要求。“天地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正是天乾地坤所衍生出君子之德性，所以“唯君子也，则体中庸之德于心，而修中庸之道于天下，则中庸之统在君子矣”。君子之德的最高境界即为天地人三道之中和。那么，茶之道也即为儒家君子所崇尚的“中庸”之道。

     宋代儒学之集大成者朱熹极喜爱茶，其明确将茶道提升至“中庸之为德”的哲学高度——“建茶如中庸为德，江茶如伯夷叔齐”。诚如君子之时中，茶讲究的也是一个恰如其分，合情合理。以茶之“九难”为例，无不是遵循着“过犹不及”之理，无论是造、别、器、火、水、炙、末、煮、饮均需遵循适合的时数，只有恰当好处方能成就茶中正平和之感。在陆羽的《茶经》中，关于煮茶的风炉，就充分利用易学象数来规定其规格：“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厚三分，缘阔九分，令六分虚中，致其污墁。凡三足，古文书二十一字。一足云：‘坎上巽下离于中’；一足云：‘体均五行去百疾’；一足云：‘圣唐灭胡明年铸’。其三足之间，设三窗，底一窗以为通风漏烬之所”。赖功欧先生解释：“八卦中‘坎’代表水, ‘巽’代表风，‘离’代表火。陆羽将此三卦及代表这三卦的鱼（水虫）、彪（风兽）、翟（火禽），绘于炉上。因其‘巽’主风，‘离’主火，‘坎’主水；风，能兴火，火能熟水，故备其三卦焉。”风炉的“坎上巽下离于中”正体现了儒家阴阳五行讲究的“中”道。同时他还认为：“陆羽以此表达茶事即煮茶过程中的风助火，火熟水，水煮茶，三者相生相助，以茶协调五行，以达到一种和谐的时中平衡态。”以如此讲究煮出的茶之清冽平和正如君子区别于狂、狷般的文质以谦，亲而不乱，嗜而敬之，其性必然不偏不激，中正至和。

    《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儒家君子的最高境界即为通过自己的修养，持“中”、存“诚”至未发之“中”性而与“天地参”，最终达到天人之和。天地境界层面上，茶同样以“和”为其最高境界。朱熹在其《朱子语类·杂类》以理学的高度阐发了茶“和”之要义：“‘物之甘者，吃过必酸，苦者吃过却甘。茶本苦物，吃过却甘’。问‘此理如何？’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礼本天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茶与君子皆以持“中”而最终至“和”，真正体现出了天下之大道。

     综上所述，茶有心，茶养性，茶语德，故君子贵之。茶原为南方之嘉木，因其生长于峻岭岩川之中，常年吸取瓯闽之秀气，山川之灵禀而自持中澹闲洁，韵高致静之性，存养“矜而不争”的君子平和之气，并且在经过“千锤百炼”般的采、蒸、捣、焙、穿、封之后仍能保持清雅之浩然正气。同时，茶以其“精行俭德”之淡薄雅志，不羡阑珊灯火，不羡金石丝竹，追寻着“一箪食一瓢饮”的孔颜乐处。而茶如君子毕竟是入世的，其道以“廉、美、和、敬”之内涵成就其恭慈孝悌敬友的和睦理想，相合于君子的“仁、义、礼、智、信”。而茶之灵气、雅志、仁礼归根结底遵循着儒家“中庸”之道，不偏不激，中正至和，最终达到天地人三才之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