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时期的漆器出土的也不少，50 年代在广州市郊发掘的南越国墓葬中，曾出土比较完整的漆器87件，器形有敦、扁壶、盒、奁、盘、耳杯、案、环、镂孔漆器、泡钉。1976—1980 年，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漆器800多件（片），后来又发掘了罗泊湾二号墓和贺县金钟汉墓，所发现的漆器数量很可观。1983 年发掘了西汉初第二代南越王墓，又出土了大批漆器。

　　从这些出土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南越国的漆器与长沙、江陵、扬州等地出土的同时期的大同小异，但又有自己的特色。南越王墓出土漆器大多表里均髹漆，一般外表髹黑漆，内里髹红漆，然后又在黑漆上加绘彩色纹饰。一般都是漆绘，即用生漆制成的半透明漆加入某种颜料制成油彩，用以在已髹漆的器物上描绘各种图案。颜色以红、白为主，也有绿、墨绿、褐、黄、金色等。花纹有几何类的，花草类的，动物写生类的。比较有特色的有鱼纹、龟纹、犀牛纹。

　　南越国时期墓葬出土的漆器，有不少的上有烙印、针刻和漆书文字。广州出土的漆器中，漆书文字有“高乐”、“龙中”，针刻文字有“十（七）”，烙印文字有“蕃禺”。广西地区出土的漆器，只有烙印和针刻文字，并且仅见于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漆器上。烙印文字有“布山”、“市府草”、“市府□”，针刻文字有“胡”、“厨”、“杯”、“土”。烙印文字即是在素木胎上烙印戳记而后上漆的，是漆器制作过程中打上的戳记，因而大都是制造地的地名或漆器制作的官署名。针刻文字，是在漆器制成以后刻上的文字，往往刻有买主、用主的姓名或器物之用途。漆书文字，是制漆工匠在制器过程中用颜色漆写上的文字，其内容大多是制器工人的姓名或标明器物的用途。

　　漆器上的烙印文字大都是漆器制造地的地名或官署名称。广州出土的漆器上有烙印文字“蕃禺”，蕃就是番，番禺是南越国的都城，表明该漆器是番禺的漆器作坊制作的。广西出土的漆器上有烙印文字“布山”、“市府草”，草与造是通假字，意思是该器物是布山市府所造的，布山也是南越国的一个重要城市。从这些烙印文字中我们知道，当时的南越国已经有了自己的漆器制造业，这些漆器作坊都是官府直接控制的。

　　一件漆器，需要多种工艺、多道工序、多人合作方能制成。从现在出土的漆器铭文题字中我们可以得知，漆器作坊中有素工、髹工、铜扣黄涂工、画工、雕工、上工、清工、供工、造工等工种，还有护工卒史、长、丞、掾、令史、佐、啬夫等官吏负责监造。素工，就是制作器内胎的；髹工，就是给内胎上粗漆的；上工，是在髹工工作的基础上再细细上漆；画工，是给上好漆的器物上描绘纹饰；雕工，是在器物上雕刻纹饰的；清工，最后修饰器物的。总之，一件普通漆器的完成，起码要经过制胎，初步髹漆、反复髹漆、描绘纹饰、铭刻纹饰等多道工序。如果是扣器或嵌玉漆器，还要铜扣黄涂（即铜饰上镀金）和嵌玉工序。

　　从南越国漆器的形制、纹饰来看，与长沙，江陵、扬州等地同时期的漆器比较相似，但也有些自己的特色。其漆器制造业的工匠可能大多来自原楚地，保持了楚的风格，又在越文化的影响下，创造出了两种风格融合的产品。

　　岭南地区不产漆，南越国制漆业所需生漆应当来自内地。南越国对汉王朝长期称臣，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铁器、马牛羊等牲畜及部分丝绸从中原进口，所以从中原输入生漆用于漆器制造业的可能性很大。漆器精巧，美观，又具有实用价值，因此汉代人是非常喜欢漆器的。当时漆器是非常贵的，一般是用不起的，贵族阶层使用漆器是很时髦的。南越王国处处仿效中原，对漆器的追求和使用也仿效汉廷。南越王国的漆器业在秦朝以前是没有的，能迅速发展起来，而且水平还较高，与贵族阶层的奢求有很大关系。

　　二、漆器的流通

　　汉代中央集权的大统一局面，为商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活动条件。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汉书伍被传》云：“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又《盐铁论力耕篇》载：“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江南，作为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区域，亦介入其中。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荆、衡阳经济区与中原内腹地区商业交流。司马迁在论及荆、衡阳经济区与中原的关系时云：“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受江、汉、淮，宛亦一都会也”。把它们看成是俗同互惠的经济圈。从商品流通渠道看，江南之商品主要通过江陵，北上宛，再上洛阳而行销中原各地；中原之物则通过宛、江陵再散销江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有一简就记载：“上官乙人圣二户贩马□郃少一日。”[21]这是江陵贩马之记事，马产于中原，其购销渠道主要是通过较北的宛而输入的。湖北之云梦睡虎地12座秦墓中出土了相当多烙有“咸”、“咸亭”、“咸里”、“咸亭上”、“咸上”等戮记的漆器，湖北江陵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亦出土了不少烙有成都工官所造漆器，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器制品，有相当部分烙有“成市”、“成市草”、“成市饱”、“成市素”、“市府”、“市府饱”、“市府草”等戮记。江陵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漆器制品印有“北市”等戮记。据有人考证：“‘成市’和‘南乡’、‘北市’戮记的性质既明，便能判断马王堆一号汉墓和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漆器，基本上都是成都市府制造的”。[22]其输入路线，据有人考证：“江陵等南方楚地通过南北交往问最大的商业城市宛市与长安沟通，成都官府所出漆器便通过这种渠道进入楚地”。[23]另据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记载：京师贵戚死后制作棺椁“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梗楠”；贵戚豪门甚至“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犀象珠玉、虎魄瑇瑁”。江南之木材、犀象珠玉、虎魄瑇瑁行销京师洛阳，其北上路线估计是从江陵经陈至宛而行销洛阳。

　　2、吴越经济区与淮河流域商业交往。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基本上把吴楚经济区与淮河流域划为一体。当时东楚的重要商业都会吴城“有三江五湖之利”，水路“入大江、奏广陵”和江北淮河流域联系起来。“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南楚之地，通过江北之重要的商业市场寿春、合肥与淮河流域保持联系。“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输会也。”江南之铁器，多是通过这种渠道输入。例如江西修水出土汉代的制农具铲和臿，就有“淮一”的字铭，证明是从临淮郡输入的；[24]今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出土一件陪葬农具登记单——“东阳田器志”中记载的铁臿、鉏(锄)，也是从临淮郡输入的。[25]福建崇安城村的汉城遗址中也曾出土铁器71件，农具18，其中铁犁一件，它的形制与北方的铁犁完全相同，估计也是通过淮河流域的郡县输入。

　　3、江南与岭南商业联系。江南和岭南毗连，经济上有相互依存的关系。早在南越时，就与长沙国有着密切的商业贸易活动。当时开发南越所需的先进工具铁器及牛、马、羊等，大多是通过长沙国输入的。吕后时“有司请禁关市铁器”，南越王赵佗以为是长沙王从中作梗，因此发兵攻打长沙国，便是例证。至武帝灭南越，设郡县，统一于中央集权之下，岭南与江南贸易往来就更为频繁。《汉书地理志》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其交易通道主要是秦朝修筑的大庾岭道和灵渠等。在海上，则是通过会稽的东冶上下往来。《后汉书郑弘传》云：“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讯海而至。”在东汉，为了更好适应日渐频繁的商业往来，当时毗邻岭南的桂阳郡太守卫宏在含涯、浈阳、曲江三县“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26]章帝时“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27]桓帝时，桂阳太守周憬又开辟水路，繁盛商业：“桂阳有泷水，人患其险，太守下邳周憬，字君光，颓山凿石以通之”；[28]“郡又与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府君乃命良吏……顺导其经脉，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贸丝交易而至。”[29]这些道路的开辟，进一步加强了江南与岭南的联系。同时。岭南又是中国与东南海上各国的前哨，外国商品传到岭南以后，又能从江南传入中原内腹地区。从史书记载来看，岭南与江南及中原之交易，最迫切需要的是开发岭南所需的“金铁器马牛羊”等；而岭南输出的主要是土特产，如白壁、珠玑、玳瑁、犀牛角、翠鸟、珊瑚树、荔枝、岭南佳果等。

　　值得一提的是，江南还存在一定的海外贸易。据《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载：东冶海外有亶、夷二洲，秦时方士徐福入海求仙所率童男女数千人，即留居在那里，“世相承有数万家，其志土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冶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直州者”。证明江南同东南海上贸易的存在。另据《汉书张骞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曾在大夏国看到巴蜀物产邛杖、蜀布，而当地人说系由商人从身毒国(印度)贩运而来；东汉时为与掸国、天竺、大秦等进行铜铁、毛织物、象牙、犀角、珠金等贸易，而辟置永昌郡。“近年来，‘南方丝绸之路’的考察和研究，均把两汉看作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30]

　　所谓“成市”，即“成都市”的省称，草假为造，饱假为*[漆+包]（再次髹漆）。这表明了成都市府对漆器所拥有的生产和销售职能。汉武帝以后，始将地方手工业的经营权收归中央，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工官经营，所以武帝以后不再有成都市府加盖烙印的巴蜀漆器行世。市官职能的这种分化，表明中央对手工业的控制已经加强，但对市官主持市易的职能循而不改，仍由地方政府管辖，则意味着中央对地方商业仍然给以鼓励发展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