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古雅，便叫供春照样再做几把，一面又请当代名流加以鉴赏。不消几年，供春竟然出了名，他的作品为时人所珍爱，收藏家竟相搜购。从此，供春就离开了吴颐山家，摆脱了仆僮的生活，专门从事制陶事业。他的制品也被称为‘供春壶’。” 我们没有看到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以上故事的描述所据为何，作者并未说出根据与出处来，大概其中更多掺杂着作者的浪漫想像与随意杜撰的成分吧。 非但我们对供春其人了解甚少，对供春所制之壶的真正面目也同样难窥其庐山真面目。即便是明代的周高起也没有见过真正的供春壶，而只是在吴仕的裔孙吴冏卿的书斋“朱萼堂”看到了时大彬仿制的“供春式”砂壶作品。同样，《阳羡名陶录》的作者吴骞也自叹福薄，无缘一见供春壶。另一著名文人张廷济作为清代有名的收藏鉴赏家，一生阅壶无数，在其所著《清仪阁杂咏》中竟也声称他也无缘一睹供春壶真容。由此可见，供春壶存世之可能性已微乎其微。尽管如此，也并非表明供春壶从未现身，根据明代文震亨《长物志》的记述，从其中 “供春最贵，第形不雅，亦无差小者”的评语来看，他应该是看到过真正的供春壶的，否则如何将供春与时大彬相比较，但是他对供春壶的评价却并不高，这也算得上是一个例外，而且，文震亨所处的时代毕竟是在明末，比吴骞与张廷济要早出很多年，巧合的是，他与周高起卒于同一年，皆为明朝尽节而死，但显然，文震亨家境优越，他比周高起更有机会看到供春壶也在情理之中。 由于年代久远，且又有以上诸家言之凿凿的悲观论断，后人一睹供春壶似乎已绝无可能，但是，一个戏剧性的事件使得供春壶再次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512928年，以开发宜兴古迹善卷洞和张公洞闻名的储南强在苏州地摊上看到一把鋬下有“供春”二字刻款的树瘿壶，如获至宝，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后请著名画家黄宾虹鉴赏，黄宾虹指出瓜蒂柄形壶盖与银杏树瘤的壶身配制不符，其壶盖为清代紫砂壶名手黄玉麟所配，于是储南强请裴石民重配一盖，并于盖口外缘镌刻隶书铭文：“作壶者供春，误为瓜者黄玉麟，五百年后黄宾虹识为瘿，英人以二万金易之而未能，重为制盖者石民，题记者稚君。”并拟建“春归楼”以专供此壶，后因时局动荡而计划搁浅，为避日本人觊觎掠夺，遂携壶而隐，新中国成立后储南强将供春树瘿壶捐赠给苏州苏大师为收藏指点迷津南文管会，后辗转至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收藏。而供春树瘿壶也被作为一款经典的壶式受到紫砂壶艺人与砂壶爱好者的推崇，成为最负盛名的供春壶的代表作。 这把供春树瘿壶高5120.2 厘米，宽5129.5厘米，壶身为不规则的扁球形，栗色泥质，壶身肌理驳斑苍劲，表面凹凸不平，其谷绉满身、纹理缭绕的处理极其轻松自然，呈老松树皮般的质感与意象，壶把于中段分成两枝杈，状似松根，其所配树瘿状盖与壶身浑然一体，观之此壶确有一种朴质古拙、妙趣天成的返璞归真的韵致与意境。 一度在世间湮没无闻的供春壶缘何突然出现？更为诡谲的是，随着这把供春树瘿壶的出现不久，上海的施镇昌在51294512 年也得到了一把这样的壶，以后又陆续出现了多把同类款式的供春壶，分别为龚心钊、袁体明、宣古愚和吴湖帆等人所收藏，这种雨后春笋般的现象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人们从供春树瘿壶的泥料质地、制作工艺、壶型大小和烧成等方面提出质疑，认为均不符合历史典籍所记载的供春壶的艺术特征，而这把壶在被储南强收购之前，曾辗转被多人收藏，512 其中一位就是清末紫砂壶壶名家黄玉麟“坐艺”其家的吴大澂，吴大澂富收藏，精鉴赏，黄玉麟在吴府“得观彝鼎及古瓷器，艺日进，名亦益高。”（见《宜兴县志》）且最初供春树瘿壶的壶盖为黄玉麟所配。种种迹象表明，此壶的作者应是黄玉麟而非供春，现代紫砂壶宗师顾景舟首先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在《宜兴紫砂壶艺概要》一文中，顾景舟写道：“黄玉麟所制供春壶，大半个世纪以来，引起中外砂艺爱好者莫大的轩轾，弄得好事者穿凿附会，大做文章，至混淆视听，以讹传讹。”并在其临终前向弟子明确指出供春壶并非供春所制，而是黄玉麟的作品。对于供春壶的研究考证，徐秀棠先生在其著作中有着更为透彻详尽的分析与判断，随着人们对紫砂壶历史与理论不断地深入研究，对供春树瘿壶真伪的争议也渐趋明朗。 另一款现藏香港茶具文物馆的六瓣圆囊壶，据说也是供春所制，其壶底刻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八字楷书款，壶高9.6厘米，宽512512.8 厘米， 此壶器型规整，壶身由六浅瓣构成，至肩身处渐没，流、柄、盖、的比例和谐，壶呈赭色，间有金砂闪点，色彩雅致，气韵非凡，若以此壶置几案上，则不逊大彬出土壶之意境而犹过之。其壶上铭文，论者多认为非出供春手笔，其“笔法富晋唐贴意，”因而有研究者推测应为当时文士仿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的笔法所提款识，而此壶的真膺在很多方面也与供春树瘿壶有相类的疑点，亦基本上排除了为供春亲手所制的可能性。但是，供春壶如非供春所制，那定是他人所为，以此壶之水平，亦堪称技艺非凡，又为何不具真名？此亦为令人困惑难解之谜。 除了这两件传世实物外，关于供春壶，我们就只能从文献记载中与后世紫砂壶艺人所仿制之器中去想象供春壶的风韵气度了，吴梅鼎《阳羡茗壶赞》对供春壶式也略费笔墨：“圆者如丸，体稍纵为龙蛋；方兮若印，角偶刻以秦琮。”是指供春所创的龙蛋壶式与印方壶式。明代著名收藏鉴赏家项元汴在《项氏历代名瓷图谱》中提及供春褐色与朱色两壶，推为至宝，但未明其壶式。时大彬初以“仿供春入手”，已知存世的大彬壶中有仿供春龙带壶，现藏香港茶具文物馆，此壶简洁大方、古朴雅致，其设计风格和泥色材质都与六瓣圆囊壶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署名款识不同，却似出一人之手。 至此，真正的供春壶是何面目，我们仍不得而知，倒是徐秀棠先生在大量研究与考证的基础上归纳了供春壶所应具备的特征：“受水半升以上的大壶，颜色‘栗色暗暗，如古金铁’，线条简洁明快，质地粗，较缸胎为细，因为附陶瓮烧成，外表不免沾有飞釉。”而这样的砂壶倒是很接近吴经墓出土的紫砂壶提梁壶的工艺特征，但这样的壶是否能担当得起“允称神明垂则矣”512 以及“脱手则光能照面，出冶则资比凝铜。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元功”2的赞誉？尚值得紫砂壶艺术研究者进一步商榷。 正是因为供春在历代典籍中久负盛名，其壶又难觅踪迹，更使紫砂壶壶创始的历史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恰恰在二十世纪供春树瘿壶出现之际，对供春树瘿壶考辨的同时，对供春其人其艺的质疑也随之产生，民国时期李景康、张虹合编的《阳羡砂壶图考》一书中首先发难，其在《雅流》篇中谈到吴仕时写道： “然供春仅一家僮，能作树瘿、仿古诸式，款识“供春”二字亦书铁线小篆，倘非颐山研求式样，代为署款，恐难臻此。《壶系》以颐山小传附于供春传，以主附仆，体制究有未安，今特拨置雅流壶艺之首，想为有识者所韪也。” 这是自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以来对供春作为年少书僮能成就砂壶创始之功的第一次质疑，而此前出现的相关文献仅是明代文震亨《长物志》对供春壶本身的不满意，称其“ 第形不雅”， 为什么在近五百年的紫砂壶壶历史中一直无人质疑？而现在却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值得深思，某种意义上是人们对紫砂壶研究的深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而随着这种见解的出现，陆续又不断出现新的研究、思考与质疑的声音，比如紫砂壶壶研究专家韩其楼、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及著名紫砂壶专家徐秀棠等都有自己的见解，其中最为重要的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宋伯胤、以及台湾学者徐鳌润等人的研究最具代表性。 近代以来，顾景舟先生是德艺双馨的紫砂壶大家，也是目前唯一可与时大彬、陈鸣远、邵大亨等历史上的紫砂壶大家相比肩的一代宗师，他不仅精于壶艺，也精于鉴赏，对供春壶有着独到的见解，其一生过眼的供春树瘿壶有十三把之多，顾景舟在仔细鉴别之后断定它们均非真品，甚至认为供春仅为壶名而已。高英姿在其所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一书中对此有所提及，书中第八十六页的顾景舟制供春树瘿壶图版下有一句注释： “顾景舟曾指“供春”或为壶名，非人名。类似有“春供”之意。又或此供春壶式仅为寄托对初创者的纪念。生前一直在作相关考证。”可见顾景舟不仅认为传世的供春树瘿壶为黄玉麟所制，而供春作为紫砂壶创始者也是值得重新界定的。遗憾的是，顾景舟的这种见解尚未形成理论文章面世。 另一位从理论角度对供春及供春壶提出异议的是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宋伯胤，宋伯胤先生长期在博物馆工作，对陶瓷方面研究颇深，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兼及紫砂壶研究，出版有《紫砂壶苑学步》和《宋伯胤说紫砂壶》两部紫砂壶方面的专著，宋伯胤在《试论宜兴紫砂壶陶器产生的历史背景》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供春绝非砂壶创始者”和“供春制器疑点多”的学术观点，宋伯胤先生依据周高起《紫砂壶茗壶系》一书的文献记载，认为供春树瘿壶的泥料、工艺、及印款与文献记载不符，以及金沙寺僧与供春之前，尚有不知名的陶艺人制壶未被记载，而丁蜀蠡墅村的羊角山考古发现也可佐证这一观点。其实，明《霁园业话》一书中记载：“余于白下获一紫砂壶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知为孙高士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似乎表明元代即已有紫砂壶壶的生产，据《松江县志》说：孙高士即孙道明，生于元大德元年（512297 年），字明叔，号清隐，博学好古，藏书万卷，“且吃茶处”为其居所名。但罐是否为壶？其是否是和明代著名画家徐渭《某伯子惠虎丘春茗谢之》一诗中的“紫砂壶新罐买宜兴”所指一样？对后者，陈茆生在《紫砂壶新“罐”是紫砂壶“壶”》一文中是持肯定意见的。对于紫砂壶壶的起源，徐秀棠在《中国紫砂壶》一书中加以详尽地考证，指出正是由于在明代饮茶方式的改变才促使了紫砂壶壶的产生，而此前宋元时期的诗词文献中出现的“紫砂壶新泥、“紫瓯”等的记载并非现在所谓的紫砂壶壶，而“紫砂壶新罐”是用来贮存新茶的“婴”，皆是见仁见智之语。 供春树瘿壶并非供春所作，这基本上已成为众多紫砂壶研究者的共识，而论证依据似乎也很充分，而更为深入的研究则是台湾学者徐鳌润先生所作出的，他的观点呼应了顾景舟先生的见解，即认为供春是壶名，而非人名，因此并不存在供春其人，此一论点彻底颠覆了紫砂壶历史长期以来关于供春所秉承的传统认知观念。在《徐鳌润紫砂壶陶艺论文集》中，第一章《供春壶史初考——吴仕书僮真名朱昌而‘供春’为壶铭绝非人名》以大量的篇幅以及许多此前显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来证明供春其人并不存在，所谓供春是紫砂壶创始者的说法也是纯属虚构，并指出吴仕在紫砂壶创始历史上的巨大作用，果如其言，则历史上的供春姓“供”还是姓“龚”的争议就不过是一个伪命题？而紫砂壶壶艺术史尤其是其创始一章，就需要被重新改写。 徐鳌润，原名敖顺，号宜荆客，字文，生于宜兴张渚下浮桥木塘巷蒋宅外公家。512949 年移居台湾，他对其家乡宜兴怀有极深的感情。徐鳌润是一位文史写作与历史研究的资深工作者，晚年致力于紫砂壶文化研究，遍稽群籍，搜集史实，辨其真膺，终结丰硕成果，尤能成一家之言。《徐鳌润紫砂壶陶艺论文集》收录了他关于供春、时大彬、许龙文、邵大亨等方面的研究论文，被吴光荣、黄健亮等人誉为“紫砂壶壶史研究的开拓者”和“紫砂壶迷雾中的擎灯者”，在《供春壶史初考》这篇文章中，徐鳌润先生挖掘出了最为关键性的与吴仕相关的史料，为厘清紫砂壶壶的创始迷团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以此为基础，提出正是吴伦与吴仕父子监制了泡茶用的紫砂壶壶并加以论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关于《阳羡茗壶系》里所提到的吴仕之书僮“供春”的史料，嘉庆二年丁巳（512797）《重修宜兴县旧志》卷末轶闻篇第七十五、七十六页记载曰： “吴颐山，正德丁卯发解南畿，试录即以元卷改作程，而文肃公俨是科典试北闱，首程实出其手。兄主北，弟冠南，两京程式出自一家，一时传为盛事。颐山历官学政，预决元魁，十不失一。河南尚维持父以事繫狱，维持侍父囹圄，不得就试。按君某来监临，问颐山曰：今科举子何人是元？答曰：无出尚维持之右。按君查册尚无名，即行牌提取应试，迨放榜尚（维持）果第一，联捷官御史。来巡江左时，颐山已逝，有嗣子（吴駉）谋害公孤（吴骍，吴敦復），家人朱昌等诉状，尚（御史）亲至颐山公宅（「朱萼堂」，在宜兴县城内），升堂悬遗像拜哭，即为分析遗产，孤始得成立。颐山旧仆朱昌，为公所倚任，后卒赖其力，门户所以全。朱有子三：长本吴，入籍杭，万历丙辰进士，后官陕藩。次宗吴，甲午举人，德安知县；三怀吴，庚子举人，邵武同知。” 文中并且指出朱昌与其诸子之名，亦“见於《浙江通志》与《钱塘县志》”。但均未有关于制壶的记载。如果吴仕的书僮名叫朱昌，而朱昌又并未制壶，那么“供春”就只是指一种以“供春”命名的壶式，而非指人的名字。而“供春”之意乃是指“壶供真茶”，所谓真茶即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辛未（51239512）九月十六是下诏废团茶而改贡的叶茶，《明太祖实录》记载：“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採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置茶户五百，免其徭役。??”又或许“供春”两字的灵感取自其好友沈周《落花诗》中的“供送春愁到客眉”512。徐鳌润先生认为“供春壶式”是其在大潮山福源寺读书期间，和其密友王用昭与陶工们合作而制成的用于泡茶的样品壶，然后提供给陶艺者仿制的。而为什么假托书僮“供春”之名，一是因为“百工技艺”地位低下，非士人所为，其二是恐当时以煮茶为业的人们报复。而对于历史文献中的各种记述，徐鳌润先生也在这篇长达五万字的文章里逐一解答辩驳。 可以说，在关于紫砂壶创始与供春的研究中，徐鳌润先生的《供春壶史初考》是最具胆识、最为翔实因而也最具争议性的一种理论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他延续了宋伯胤先生“供春绝非砂壶创始者”的观点，并且对于顾景舟的“供春是壶铭而非人名”的观点在理论体系上进行了论证，其在紫砂壶理论研究上的价值功不可没。毫无疑问，徐鳌润先生的理论观点为供春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方向，尽管这道路所通向的所在现在看来仍然是烛光摇曳、扑朔迷离的。 “历史，尤其是真实的历史，是很有羞怯心的，”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在其著作《探讨别集》中的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其实质性的日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不为人所知的。”自然，历史的真相往往更为错综复杂，并不仅仅只是日期问题，同时，时间就如同一层层透明的帷幕，随着岁月的沉积，历史真相也在逐渐被遮蔽而最终不为人知。徐鳌润先生有感于紫砂壶创始的真相的迷失，在晚年将寻求真实的紫砂壶历史当作其自我赋予的使命与生命存在的意义所在并进行孜孜研究，令人感偑。宋伯胤在《哲人其萎，念兹在兹》这篇序言中给予徐鳌润先生的人格以及《徐鳌润紫砂壶陶艺论文集》出版的价值与意义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此书“或是登上紫砂壶堂奥的第一步。” 假如并不存在作为书僮的“供春”这样的紫砂壶创始者，那么一定另有其人，徐鳌润先生将研究视线聚焦于明代饮茶方式的变化对于紫砂壶壶产生的推动作用，也可谓独辟蹊径，特别是他着力于吴伦吴仕父子对于饮茶文化的热衷及不同态度的研究，最终得出正是由他们监制并生产出了“供春”壶。同时，徐鳌润先生要论证此说的可靠性，也必须对文献记载中的传统论点予以辩驳，以期能够自圆其说。而这也是《供春壶史初考》这篇文章竟长达五万字的主要原因。 尽管《供春壶史初考》提出了卓有见识的观点并不厌其烦地进行了论证；尽管这一观点也无疑地开辟了紫砂壶创始理论研究的新方向；尽管从无论何种意义上，对此一方向的价值进行高度肯定都不为过——但——这篇长文依然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即使《重修宜兴县旧志》里出现了“朱昌”其人，但如何证明此“朱昌”就是在大潮山福源寺陪侍主人左右的书僮“供春”呢？或者朱昌又是否是吴家惟一的仆人呢？如果朱昌并非“供春”，又如何以朱昌的存在来反证“供春”的不存在呢？更何况朱昌事迹恰恰是出现在县志的“轶闻篇”中？何以是轶闻？显然诸多方面还缺乏确凿有效的直接证据。相比较而言，供春在文献中的记载却实在确切的多——以至于即使它是一种众口一词的谎言的话——我们也没有理由来忽视它所造成的历史存在。针对供春的考辩，徐鳌润先生在文中说：“但先设定人名，而非事物名，便一切都错了。”而如果先设定了此“朱昌”即系陪侍吴仕读书的书僮，接下来的论证恐怕也有南辕北辙之忧吧！《供春壶史初考》认为吴仕为了避免与“百工技艺”牵连关系，并忌讳为以煮茶为业者报复，而托言为书僮“供春”所制，文中说“朱萼堂为吴纶、吴仕在宜兴城内老宅第，力避以‘供春壶式’创导泡茶之往事也。按指澄泥以紫砂壶制茗壶为金沙寺僧所‘创始’者，正所以怕由‘煮茶’业为生存而报复。人因失业性暴，盖古今皆然也。”看似不无道理，但细究也殊不可信，一则吴仕与大潮山陶人研究制壶，不是秘密结社，不可能不为人所知晓，更无法堵住参与者的嘴；二则嫁潜在的祸端于书僮（供春或朱昌）或当地陶人，此种不义之举也非旧时士人行事风格所为；第三，更何况与吴仕一同参与制壶的密友王用昭，与其兄王德昭都是精于煮泡茶的高手，又如何需要以及如何能瞒天过海？其四，饮茶方式在中国很早就有，虽唐尚煮茶，宋尚点注，除此之外，冲泡叶茶虽非主流也早已有之，又何来报复之说，况且又有洪武帝下诏在先，又有何惧？而且饮茶方式与风俗的转变远非一人一时之力，洪武帝尚且如此，况吴仕者乎？另据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一载：“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龙团旧法，散者则不蒸而干之，如今之茶也。始知南渡之后，茶渐以不蒸为贵矣。”表明宋元之交散茶已渐趋流行。吴仕裔孙吴梅鼎写《阳羡茗壶赋》时，距紫砂壶创始之日已时过境迁，其在序中订正“其从祖吴仕（拳石公）读书于大潮山寺”，而非周高起文中的“金沙寺”，为何就不同时纠正“供春”一事的假象？这一点也无法解释。如果说吴家人千方百计要掩盖事情真相又如何可能？竟然数百年来不为人知，而关于朱昌的事迹及记载，当时人绝对比现代人更为知晓，又为何不见有人质疑？周高起有《过吴迪美朱萼堂看壶歌兼呈二公》一诗，其中有 “吴郎鉴器有渊心，曾听壶工能事判，源流别裁字字矜，收贮将同彝鼎玩。”其意谓吴迪美曾听壶工讲述砂壶源流，也开与养的正确方法并非吴家人刻意隐瞒。同样，在周容《宜兴瓷壶记》一文亦载：“甲午春，余寓陽羡，主人致工于園，見且悉，工曰：“儈草創，供春得華于土，發聲光尚已，時为人敦雅古穆， 壶如之，波澜安闲 ，令人喜敬 ，其下俱因瑕就瑜矣，今器用日煩 ，巧不自耻。”也明确表明是壶工告诉周容紫砂壶创始的渊流。当然，辩者也可以说这也是事先吴家人设计好的，但仍属有罪推定，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虽然“供春”一名可指壶式，但也无法否定供春不是人名，而史上关于“时壶”、“曼生壶”之称谓不仅是指壶式，更证有其人，且不说“供”作为姓并非没有，即使没有，“供春”作为书僮之名也未尝不可，或者它就是笃爱饮茶文化的吴仕给书僮所起的名字也不是什么奇怪之事。如今研究者往往质疑，供春制壶之事的存在，还有一个看起来令人信服的辩驳，就是认为供春作为一个书僮，“不可能有此涵养与天才”，但是天才之所以是天才，就是他能够做到常人所认为不可能的事，否则还是什么天才？紫砂壶壶虽“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同时在古代文人眼里也有“一艺至微”的偏见，以后者论，一个书僮创始紫砂壶壶又如何不可能呢？在紫砂壶史上清代紫砂壶名家黄玉麟十三学艺，三年后青出于蓝，才不过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被视为“茶圣”的陆羽不是作为一个少年时就对煮茶有着不同一般的天赋吗！以致于陆羽离开寺院后，智积禅师就因此不愿喝茶了吗，而且陆羽在5123 岁之前就写下了《谑谈》三篇，若以通常的观点看来，怕也是一种杜撰吧！ 对于“供春壶式”，《供春壶史初考》类举出“孟臣壶”与“曼生壶”来强调“供春”是一种壶式，反而极为牵强，因为曼生与孟臣都恰恰是人名，岂不是反证了供春也是一个人吗？因而即使文献记载中出现“供春壶式”也不能反证供春其人的乌有，而文中又有“认为吴仕志在创制‘泡茶新法’，仅以‘壶式’供陶艺者仿之，不留己名，正其无私”之论，又与唯恐煮茶业者报复而托言于莫虚有的书僮所制的观点前后冲突不一致，难以服人，而类似的牵强与冲突之处在文章中如果细究起来可谓俯拾皆是。 正是因为《重修宜兴县旧志》中所发现的史料尚不足以证明朱昌就是供春，作者才需要在对历史上的文献给予重重考证辩驳的基础上进行推论，而在此过程中又往往显露出明显牵强的窘迫之处，反而有损于文章在学术研究上所要求的缜密性，显然，仅仅依靠现在发现的史料，还不足以完全有效地全盘推翻历史上对于供春创始紫砂壶壶的记载。 尽管如此，作为一种理论假说，《供春壶史初考》虽然还面临着诸多争议与由其所激起的反向质疑，这篇文章及其作者徐鳌润先生的努力依然应该获得最大的尊重与重视，并且使得我们在重新书写紫砂壶壶历史时无法绕开此一观点的存在价值，而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相关的紫砂壶书籍在写到供春时，明确地提到这一观点，而这正是此后的紫砂壶史书写时所要必须面对与思考的。 供春壶史是一个弥天大谎吗？我们依然无法断定。但无法否认的则是，起码自周高起开始，供春确实是作为一个书僮、一个制壶的天才而出现于历史上的，他又确实像是一个传奇流传在所有倾心于紫砂壶壶的人们的心目中，尽管现在已经众所周知——从科学的角度而言——紫砂壶壶的历史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对紫砂壶史而言，供春壶的出现所具有的开端性意义依然丝毫不逊色于墓葬考古中所发现的那把有纪年可考的海棠形紫砂壶提梁壶，它已经深深地烙印于历史的记忆之中而无法被轻易抹去，即使它是一种传奇，即使将来的某一天，我们用一种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了供春其人的虚拟存在（对于这一点，现在我们似乎并无法确定，也不能能排除其可能性），它也必将成为一种无法切割的历史存在并被记忆与书写。 毫无疑问，历史是一种已发生的“故事”的真实纪录，在众口相传中也具有了传奇的意蕴，而传奇则是对一种“故事”的虚拟演绎，以它虚拟性的力量，围绕着“故事”主动展开了想像力与艺术性的双翼，而其故事内核在这种虚拟性的包围之中已无法窥其真容，尽管如此，艺术或传奇——毕竟以其自身的力量也构成一种真实存在的历史。它至少表明：当历史不再是传奇时，传奇依然可以成就一种历史，在这种意义上，供春其人的存在是一种传奇还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就并不太重要了，因为以供春为紫砂壶创始之开端的紫砂壶历史作为一个无法切割的存在符号，在漫长时间的沉淀与蕴酿中，已经转化为一个艺术符号而具有了另一种真实性和历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