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而最终不为人知。徐鳌润先生有感于紫砂壶创始的真相的迷失，在晚年将寻求真实的紫砂壶历史当作其自我赋予的使命与生命存在的意义所在并进行孜孜研究，令人感偑。宋伯胤在《哲人其萎，念兹在兹》这篇序言中给予徐鳌润先生的人格以及《徐鳌润紫砂壶陶艺论文集》出版的价值与意义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此书“或是登上紫砂壶堂奥的第一步。” 假如并不存在作为书僮的“供春”这样的紫砂壶创始者，那么一定另有其人，徐鳌润先生将研究视线聚焦于明代饮茶方式的变化对于紫砂壶壶产生的推动作用，也可谓独辟蹊径，特别是他着力于吴伦吴仕父子对于饮茶文化的热衷及不同态度的研究，最终得出正是由他们监制并生产出了“供春”壶。同时，徐鳌润先生要论证此说的可靠性，也必须对文献记载中的传统论点予以辩驳，以期能够自圆其说。而这也是《供春壶史初考》这篇文章竟长达五万字的主要原因。 尽管《供春壶史初考》提出了卓有见识的观点并不厌其烦地进行了论证；尽管这一观点也无疑地开辟了紫砂壶创始理论研究的新方向；尽管从无论何种意义上，对此一方向的价值进行高度肯定都不为过——但——这篇长文依然还有值得商榷之处。即使《重修宜兴县旧志》里出现了“朱昌”其人，但如何证明此“朱昌”就是在大潮山福源寺陪侍主人左右的书僮“供春”呢？或者朱昌又是否是吴家惟一的仆人呢？如果朱昌并非“供春”，又如何以朱昌的存在来反证“供春”的不存在呢？更何况朱昌事迹恰恰是出现在县志的“轶闻篇”中？何以是轶闻？显然诸多方面还缺乏确凿有效的直接证据。相比较而言，供春在文献中的记载却实在确切的多——以至于即使它是一种众口一词的谎言的话——我们也没有理由来忽视它所造成的历史存在。针对供春的考辩，徐鳌润先生在文中说：“但先设定人名，而非事物名，便一切都错了。”而如果先设定了此“朱昌”即系陪侍吴仕读书的书僮，接下来的论证恐怕也有南辕北辙之忧吧！《供春壶史初考》认为吴仕为了避免与“百工技艺”牵连关系，并忌讳为以煮茶为业者报复，而托言为书僮“供春”所制，文中说“朱萼堂为吴纶、吴仕在宜兴城内老宅第，力避以‘供春壶式’创导泡茶之往事也。按指澄泥以紫砂壶制茗壶为金沙寺僧所‘创始’者，正所以怕由‘煮茶’业为生存而报复。人因失业性暴，盖古今皆然也。”看似不无道理，但细究也殊不可信，一则吴仕与大潮山陶人研究制壶，不是秘密结社，不可能不为人所知晓，更无法堵住参与者的嘴；二则嫁潜在的祸端于书僮（供春或朱昌）或当地陶人，此种不义之举也非旧时士人行事风格所为；第三，更何况与吴仕一同参与制壶的密友王用昭，与其兄王德昭都是精于煮泡茶的高手，又如何需要以及如何能瞒天过海？其四，饮茶方式在中国很早就有，虽唐尚煮茶，宋尚点注，除此之外，冲泡叶茶虽非主流也早已有之，又何来报复之说，况且又有洪武帝下诏在先，又有何惧？而且饮茶方式与风俗的转变远非一人一时之力，洪武帝尚且如此，况吴仕者乎？另据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一载：“茗有片有散。片者即龙团旧法，散者则不蒸而干之，如今之茶也。始知南渡之后，茶渐以不蒸为贵矣。”表明宋元之交散茶已渐趋流行。吴仕裔孙吴梅鼎写《阳羡茗壶赋》时，距紫砂壶创始之日已时过境迁，其在序中订正“其从祖吴仕（拳石公）读书于大潮山寺”，而非周高起文中的“金沙寺”，为何就不同时纠正“供春”一事的假象？这一点也无法解释。如果说吴家人千方百计要掩盖事情真相又如何可能？竟然数百年来不为人知，而关于朱昌的事迹及记载，当时人绝对比现代人更为知晓，又为何不见有人质疑？周高起有《过吴迪美朱萼堂看壶歌兼呈二公》一诗，其中有 “吴郎鉴器有渊心，曾听壶工能事判，源流别裁字字矜，收贮将同彝鼎玩。”其意谓吴迪美曾听壶工讲述砂壶源流，也开与养的正确方法并非吴家人刻意隐瞒。同样，在周容《宜兴瓷壶记》一文亦载：“甲午春，余寓陽羡，主人致工于園，見且悉，工曰：“儈草創，供春得華于土，發聲光尚已，時为人敦雅古穆， 壶如之，波澜安闲 ，令人喜敬 ，其下俱因瑕就瑜矣，今器用日煩 ，巧不自耻。”也明确表明是壶工告诉周容紫砂壶创始的渊流。当然，辩者也可以说这也是事先吴家人设计好的，但仍属有罪推定，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虽然“供春”一名可指壶式，但也无法否定供春不是人名，而史上关于“时壶”、“曼生壶”之称谓不仅是指壶式，更证有其人，且不说“供”作为姓并非没有，即使没有，“供春”作为书僮之名也未尝不可，或者它就是笃爱饮茶文化的吴仕给书僮所起的名字也不是什么奇怪之事。如今研究者往往质疑，供春制壶之事的存在，还有一个看起来令人信服的辩驳，就是认为供春作为一个书僮，“不可能有此涵养与天才”，但是天才之所以是天才，就是他能够做到常人所认为不可能的事，否则还是什么天才？紫砂壶壶虽“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同时在古代文人眼里也有“一艺至微”的偏见，以后者论，一个书僮创始紫砂壶壶又如何不可能呢？在紫砂壶史上清代紫砂壶名家黄玉麟十三学艺，三年后青出于蓝，才不过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被视为“茶圣”的陆羽不是作为一个少年时就对煮茶有着不同一般的天赋吗！以致于陆羽离开寺院后，智积禅师就因此不愿喝茶了吗，而且陆羽在5123 岁之前就写下了《谑谈》三篇，若以通常的观点看来，怕也是一种杜撰吧！ 对于“供春壶式”，《供春壶史初考》类举出“孟臣壶”与“曼生壶”来强调“供春”是一种壶式，反而极为牵强，因为曼生与孟臣都恰恰是人名，岂不是反证了供春也是一个人吗？因而即使文献记载中出现“供春壶式”也不能反证供春其人的乌有，而文中又有“认为吴仕志在创制‘泡茶新法’，仅以‘壶式’供陶艺者仿之，不留己名，正其无私”之论，又与唯恐煮茶业者报复而托言于莫虚有的书僮所制的观点前后冲突不一致，难以服人，而类似的牵强与冲突之处在文章中如果细究起来可谓俯拾皆是。 正是因为《重修宜兴县旧志》中所发现的史料尚不足以证明朱昌就是供春，作者才需要在对历史上的文献给予重重考证辩驳的基础上进行推论，而在此过程中又往往显露出明显牵强的窘迫之处，反而有损于文章在学术研究上所要求的缜密性，显然，仅仅依靠现在发现的史料，还不足以完全有效地全盘推翻历史上对于供春创始紫砂壶壶的记载。 尽管如此，作为一种理论假说，《供春壶史初考》虽然还面临着诸多争议与由其所激起的反向质疑，这篇文章及其作者徐鳌润先生的努力依然应该获得最大的尊重与重视，并且使得我们在重新书写紫砂壶壶历史时无法绕开此一观点的存在价值，而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相关的紫砂壶书籍在写到供春时，明确地提到这一观点，而这正是此后的紫砂壶史书写时所要必须面对与思考的。 供春壶史是一个弥天大谎吗？我们依然无法断定。但无法否认的则是，起码自周高起开始，供春确实是作为一个书僮、一个制壶的天才而出现于历史上的，他又确实像是一个传奇流传在所有倾心于紫砂壶壶的人们的心目中，尽管现在已经众所周知——从科学的角度而言——紫砂壶壶的历史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对紫砂壶史而言，供春壶的出现所具有的开端性意义依然丝毫不逊色于墓葬考古中所发现的那把有纪年可考的海棠形紫砂壶提梁壶，它已经深深地烙印于历史的记忆之中而无法被轻易抹去，即使它是一种传奇，即使将来的某一天，我们用一种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了供春其人的虚拟存在（对于这一点，现在我们似乎并无法确定，也不能能排除其可能性），它也必将成为一种无法切割的历史存在并被记忆与书写。 毫无疑问，历史是一种已发生的“故事”的真实纪录，在众口相传中也具有了传奇的意蕴，而传奇则是对一种“故事”的虚拟演绎，以它虚拟性的力量，围绕着“故事”主动展开了想像力与艺术性的双翼，而其故事内核在这种虚拟性的包围之中已无法窥其真容，尽管如此，艺术或传奇——毕竟以其自身的力量也构成一种真实存在的历史。它至少表明：当历史不再是传奇时，传奇依然可以成就一种历史，在这种意义上，供春其人的存在是一种传奇还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就并不太重要了，因为以供春为紫砂壶创始之开端的紫砂壶历史作为一个无法切割的存在符号，在漫长时间的沉淀与蕴酿中，已经转化为一个艺术符号而具有了另一种真实性和历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