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一个人吗？因而即使文献记载中出现“供春壶式”也不能反证供春其人的乌有，而文中又有“认为吴仕志在创制‘泡茶新法’，仅以‘壶式’供陶艺者仿之，不留己名，正其无私”之论，又与唯恐煮茶业者报复而托言于莫虚有的书僮所制的观点前后冲突不一致，难以服人，而类似的牵强与冲突之处在文章中如果细究起来可谓俯拾皆是。 正是因为《重修宜兴县旧志》中所发现的史料尚不足以证明朱昌就是供春，作者才需要在对历史上的文献给予重重考证辩驳的基础上进行推论，而在此过程中又往往显露出明显牵强的窘迫之处，反而有损于文章在学术研究上所要求的缜密性，显然，仅仅依靠现在发现的史料，还不足以完全有效地全盘推翻历史上对于供春创始紫砂壶壶的记载。 尽管如此，作为一种理论假说，《供春壶史初考》虽然还面临着诸多争议与由其所激起的反向质疑，这篇文章及其作者徐鳌润先生的努力依然应该获得最大的尊重与重视，并且使得我们在重新书写紫砂壶壶历史时无法绕开此一观点的存在价值，而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相关的紫砂壶书籍在写到供春时，明确地提到这一观点，而这正是此后的紫砂壶史书写时所要必须面对与思考的。 供春壶史是一个弥天大谎吗？我们依然无法断定。但无法否认的则是，起码自周高起开始，供春确实是作为一个书僮、一个制壶的天才而出现于历史上的，他又确实像是一个传奇流传在所有倾心于紫砂壶壶的人们的心目中，尽管现在已经众所周知——从科学的角度而言——紫砂壶壶的历史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对紫砂壶史而言，供春壶的出现所具有的开端性意义依然丝毫不逊色于墓葬考古中所发现的那把有纪年可考的海棠形紫砂壶提梁壶，它已经深深地烙印于历史的记忆之中而无法被轻易抹去，即使它是一种传奇，即使将来的某一天，我们用一种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了供春其人的虚拟存在（对于这一点，现在我们似乎并无法确定，也不能能排除其可能性），它也必将成为一种无法切割的历史存在并被记忆与书写。 毫无疑问，历史是一种已发生的“故事”的真实纪录，在众口相传中也具有了传奇的意蕴，而传奇则是对一种“故事”的虚拟演绎，以它虚拟性的力量，围绕着“故事”主动展开了想像力与艺术性的双翼，而其故事内核在这种虚拟性的包围之中已无法窥其真容，尽管如此，艺术或传奇——毕竟以其自身的力量也构成一种真实存在的历史。它至少表明：当历史不再是传奇时，传奇依然可以成就一种历史，在这种意义上，供春其人的存在是一种传奇还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就并不太重要了，因为以供春为紫砂壶创始之开端的紫砂壶历史作为一个无法切割的存在符号，在漫长时间的沉淀与蕴酿中，已经转化为一个艺术符号而具有了另一种真实性和历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