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海南香名贵，官府敲诈勒索，巧取豪夺，人们不堪承受，香源也日见枯竭。清康熙七年(1668年)任崖州知州的张擢士斗胆上了一道“请免供香”的条陈。

由于巨大利益驱使，各路人马纷纷插手采香，竭泽而渔，不但使香树枝干伤残，断根绝种，而且破坏了原始生态环境，危害山岭植物群落，造成水土流失，祸及田地家园。

这种破坏性开采不会持续太久，张攫士所忧虑的“沉香之种断尽矣”不久便几乎成为现实。新中国成立后，昔日名噪一时的海南香几乎告罄。据报道，乐东县1973年前每年尚可收购1-3级沉香20余担，而到1980年代初每年只能收到2担，相差10倍。

这种情况，早在宋代，苏轼就有预言：“沉香作庭燎，甲煎纷相始……本欲竭泽渔，奈此明年何。”所幸的是，绿化宝岛大行动开始后，白木香目前已在全省诸多地方有大面积人工栽培。

海南松树

松树为常见树种，但由于长期掠夺性开采，本地松树在海南已属濒危。

海南岛松属乔木野生种有4种，即海南五针松、雅加松、广东松、南亚松，其中前两者为海南特有种。《中国植物红皮书》将雅加松列为极危，将其它3种列为易危，4种都是国家或省级重点保护植物。

颜家安认为，宋代以前本岛松树分布很广，沿海丘陵和平原都有较多的纯林。苏轼北宋绍圣年间在儋州境内曾见到大片松林。苏轼在《夜卧濯足》诗中写道：“况有松风声，筌鬲鸣飕飕。”住所夜里能听到松风声，可见松林距离不远。

苏轼还烧松明来照明和取暖，著有《夜烧松明火》一诗；他还利用松树来制墨。其文《书海南墨》称：“此墨吾在海南新作……海南多松，松多故煤(指制墨的松烟)富，煤富故不择也。”

但松树再多也经不住人类的无厌索取。苏轼离开儋州49年后，李光被贬来琼时(1149年)，儋州松林幸存者己不多。他写道：“父老云，往年自报恩寺西行，皆松柏林也，今惟十里外尚有之，三十年后无复种矣。”

到明代，儋州成片的松树纯林已成历史陈迹。明万历《儋州志·地理志》记有“松林山“，注云：”旧多松树“，而当时只有松林山之名而没有松树了。

清代，屈大均和范端昂曾先后下断语称海南“松木不生“、“琼州无松“。可见因人类采伐，松树在沿海平原和丘陵地带已经很难见到，导致两人下错论断。

松树用途甚广，人类对其开发利用较早。苏轼在海南曾撰《书松》一文，详细论述了松树的用途：“松之有利于世者甚博。松花、脂、茯苓，服之皆长生。其节煮之以酿酒，癒风痹，强腰足。其根皮，食之肤革香，久则香闻下风数十步外，其实食之滋血髓，研为膏入漓酒中则醇酽可饮。其明为烛，其烟为墨，其皮上藓为艾蕴，聚诸香烟。”由此可知，古人对松树的利用已有相当的深度。

松树在明清以后主要是作为用材。松树含树脂、耐水，最适合作造船材料。光绪《定安县志·物产》称：“松性耐水，舟人以为船底，经久不敝。”明清时期，海南岛造船业发达，造船多取用松林。松树也是建筑良材，适用面广，用量亦很大。人类土地开发的扩展，导致松树生存空间日益减小，生境日益恶化，也是松树濒危的重要原因。

海南楠木

海南明清地方志记载的楠木品种很多，包括香楠、绿楠、油楠(苦子楠)等，三者均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楠木的用途很广。例如，油楠材质优良，纹理细致、美观，易加工，心材很耐腐;切面平滑而具光泽，是建筑、高级家具、车辆等的优良用材。再比如绿楠木材纹理通直，结构细致均匀，极易加工,心材极耐腐，美观雅致，适于作天花板、上等家具、车船内部装饰等，是海南岛名材之一，有“绿楠第一“的美誉。

人类对楠木的撷取从古至今都不可遏制。到清乾隆年间，广东在琼州府采办楠木2139件，都出自“深峒陡峭岩石之上“，采运已极为困难。《边蛮风俗杂抄·琼黎一览图》中有《运木图》，图注详细介绍了采运楠木、花梨木的艰难情景。

书中描述很生动：“楠木、花黎之可以备采者，必产深峒陡峭岩石之上，瘴毒极恶之乡。外人既艰于攀附，又易至伤生，不得不取资于黎人也。黎人每伐一株，必经月而成材，合众力推放至山下涧中，候洪雨流急始编竹木为筏，缚载于上，以一人乘筏，随流而下。至溪流陡绝之处，则纵身下水，浮水前去；木因水势冲下，声如山崩。及水势稍缓，复乘出黎地，此水虽同归于海，而所归之海，又非出口之地，于是合众力扛拽抵岸，始得以牛力挽运抵出海之地焉。常有水急势重，人在水中为木所冲而毙，木亦随流深没者；亦有木随水下，扛拽不久，随水出海付之洪涛者，运木因未易易也。”

由此可见，清中期以后，本岛楠木资源已经匾乏，平坦之处已无良材。连“长于深峒陡峭岩石之上“的楠木也难以幸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