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流动性大，因此，在器物的刻划印花、转角、折弯等处聚釉较厚，釉色呈湖青色，有少许聚沫似的釉珠，釉薄的地方则显白，釉面光泽亮润。而仿品大多为石灰碱釉，釉中氧化钙含量低，在高温下流动性弱，少有明显的聚釉特征，器物通体釉色比较一律，且釉面失透。有的采取人为聚釉，即在刻画印花、转角、折弯等处多喷釉，使釉层增厚，釉色加深，但这种人为聚釉，釉中难以形成聚沫似的小釉珠，且聚釉看起来不自然，形似色块。有的仿品玻璃质感特强，光亮刺眼，与古器“宝光”相去甚远。还有少数作坊采用酸蚀手段去光，结果轻者手感滞涩，重者釉面酸孔累累，只要稍加留意，不难察觉。

　　二、看胎质。众多书籍和专著介绍宋代青白瓷的胎质，都说是洁白坚致细腻，瓷化程度高，这只是相对那个时代的生产力和工艺水平而言，它与现今瓷器胎质的洁白坚致细腻和瓷化程度相比较，不能类同。宋代湖田窑青白瓷的胎质，其实以淡淡的糙米黄和浅灰白为多，由于当时还没有采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元代才发明），胎质比不上现代瓷器坚密，这从残器的剖面可以观察领悟，严重的还可以看到细密的孔隙。另外，宋时瓷土采用碓、碾粉碎，人工淘炼，坯土不可能十分精细。很多器物的露胎处（尤其是器底）会有颗粒状土渣。现代仿制的青白瓷，胎质雪白光滑，十分坚挺，这一点是很容易辨别的。为了掩人耳目，有的作坊采取在瓷土中掺入微量的色土和细沙粒，以改变胎质颜色和结构；有的则在成品瓷的露胎处，抹上黄土或黑泥，以充出土之器。这些只要稍具常识，即可“捉襟见肘”。

　　三、看底足。从传世器物和出土标本看，宋代青白瓷基本上采用芒口覆烧、涩圈叠烧和垫饼置烧三种方法，当代仿品均采用之。前两种因为芒口和涩圈都有露胎，只要掌握好前述看胎质的知识，是不难识别的。而垫饼置烧，有不少人却真伪不辨。需要注意的是，真品的垫饼痕呈淡淡的土黄色或褐黄色，且深浅不一，而仿品实际上并非用垫饼置烧，而是在匣钵中（有的甚至不用匣钵，直接在气窑中裸烧）烧出成瓷后，再人工采用釉料、颜料以及杂料做出饼痕，这种“饼痕”颜色为黄黑色或酱色，特别的深，甚至高出器底，与真品饼痕自然渗出吸附明显不相同。有的更简单，用淡淡的黄色浆水或黄泥涂满器底，以“丑”遮“俊”。还要注意的是，有些有圈足的器物，足根无釉，器底满釉却有饼痕；有的既有饼痕，又有支钉痕，根本不符窑艺，仿制者一知半解，“狗尾续貂”，自露马脚。

　　四、看器型。由于青白瓷的生产窑口众多，历时长久，因此其器型十分丰富，日用品、陈设品、礼器、明器中的品种难以计数，需要认真掌握各个时期不同品种的基本造型以及演变规律与特征。现代作坊中生产的青白瓷，大多数是按照正式出版物的图谱或存世品进行仿制，但那毕竟是仿品，具备一定常识还是容易鉴别的。让人较为头痛的是少数似是而非的器型，稍不注意，就会弄错。一藏友购得一只青白瓷塔式盖罐，晶莹透亮的色泽、冰裂如砌石般的开片（深埋土层形成的典型特征）、白中微黄的胎质、罐内壁粗拙的胎泥连接条疤、平底垫烧的褐黄色饼痕、外壁刻花低凹处积釉呈淡淡的湖青色，都不是现代仿品所能企及的，这些均为“开门”的宋代青白瓷特征。然而，此罐却是一件既真又“假”的器物，这是因为：在宋代，景德镇的湖田窑、浙江的龙泉窑和陕西的耀州窑等，都曾经生产过塔式盖罐，从出土和存世的器物看，塔式盖罐的罐身一般都为长体形，配上高高的塔盖，比例十分协调；圆体的罐子，其盖一般为扁圆形，有齐边的，有花边的（如荷叶形）；有的有钮，有的无钮。而藏友的这只罐，罐身高9cm，腹径10cm，基本上呈圆形；而塔盖高7.5cm，差不多与罐身的高度相接近，上下比例不适当，看起来很别扭。再仔细观察，还会发现，罐身和罐盖的青釉虽然都有开片，但开片的纹路并不相同，而一器物深埋于同一土层中，却形成两种不同纹片是不可能的。那么，这将作何解释呢？我认为，这应该是同一地点出土的两件器物张冠李戴了：圆罐身存盖破，塔盖罐身碎盖存，它们重见天日后，被人为地搭配在一起了，因此，此罐应算作一件既真又“假”的器物。

　　当然，除了上述四个方面，还有宋代与元代、湖田窑与其他窑口、装饰技法以及窑艺等方面，需要比较区别的地方还很多，古瓷收藏爱好者要努力通过实践加以掌握。比如宋代青白瓷的胎壁，普遍比元代的要薄，佳器几近脱胎。如宋代青白瓷刻折枝莲纹碗，器高6.5cm，口径17cm，口沿厚只有1毫米强，圈足厚只有2毫米。纹饰刀法恣肆，线条流畅，疏朗空灵，迎光照之，两朵折枝莲花透亮美奂。器口包银，由于年代久远，包银已氧蚀发黑剥落，多处有灰白或绿色锈斑。在如此薄的胎体上刀刻纹饰，刻轻纹饰不显，刻重则坯破胎废，可用宋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所言：“宋瓷之佚丽者，莫如粉定，粉定雕花者，穷研极丽，几于鬼斧神工。”而仿制的薄胎青白瓷，虽然胎体也薄，有的甚至可以薄到半毫米，但采用的是现代制模灌浆法，与宋时手工拉坯成型的器物截然两样，显得规整、匠气、呆板，缺乏灵性与韵致。同时，仿制薄胎青白瓷，其装饰只能是印花或划花，绝无刻花，因为能在如此薄的胎体上刻花者，实在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代瓷工岂能望其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