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埃及从5000多年前就有文字记载，在那时出现“纸草”这一原始纸品，比中国还早上千年。所以，埃及对纸质文物的保护修复最有发言权。“比如，埃及金字塔壁画修复，在修复前先通过仪器分析古籍的物质成分，研究在漫长岁月中物质成分的改变，再寻找合适的材料修复。”戴学彦说，相比较，我国技术人员一般只能靠感觉、手艺和经验。

　　他说，此外，他们很注重对古籍的跟踪保护。一旦修复完，每隔一两年就会考察文物的保存情况，以便及时修复。这在国内常被忽视。我们的古籍修复完后，入书库，长时间放置后又受到虫蛀等二次破坏。

　　【中国学生有“埃及老师”】

　　戴学彦说，目前，我们有这样的意向：给修复专业人才请“埃及老师”，具体办学方式还没定，可能是两国互派留学生，也可能是双方互办培训班，或直接邀请埃及文物专家来学校教学，“希望能从埃及专家那里获取最前沿的文物修复技术。”

　　困扰戴学彦的现实问题还在于：目前，国内等待修复的古籍数量和现有人才不成比例。

　　戴学彦说，全国专业古籍修复从业者不足100人，集中在40-50岁年龄段，40岁以下不到六分之一。将近10年没有新丁加入，出现严重的人才断层和空白。

　　南京莫愁中等专业学校2001年开设这个专业，第一批22名学生去年毕业，到目前为止大概只有一半人留在各类图书馆修复古籍。“虽然2003年12月国家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文决定在北京、上海、江苏开展培养古籍修复人才试点工作，可至今仍没有其他学校开设相关课程。”戴学彦说，“埃及老师”真来了，中国学生也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