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浅见，对这枚“熙朝柱石”背八宝图案大钱的认识关键在于确定其是官铸或是私铸，方可为之定性。从该钱的铜质、色泽、包浆、钱文及制作特征看，与笔者所藏一品“康熙重宝”背宝泉龙凤开炉大钱极为相似，且铜质包浆下之底张呈金黄之色，感觉浑厚有古朴之韵，钱文苍劲具大家风范，制作欠精但亦规整，绝非民间私铸之物所能比，将其定为官炉铸品实不为过。既为官炉所铸，钱文又书作“熙朝柱石”，当有特殊的意义与作用。想康熙一朝，内忧外患，皇帝少年即位，权臣欺蒙。待朝纲平定，却又三藩作乱，边关告急。在位61年间，东抚西讨，南征北战，朝夕谋划，费尽心力。故此，他极善于笼络大臣，恩威并施。据史书记载，他一生勤政，常到一些臣僚家中走访，并不时借助各种庆典活动褒奖朝内大臣或边关重将。如在平定三藩后，曾别出心裁于1682年上元节（正月十五），召宴内阁翰林等官于华清宫，时称为“升平嘉宴”；康熙六十一年（1722）正月，又在乾清宫召见朝野寿翁，举行所谓“千叟宴”等等。因此，笔者推想，此种钱文为“熙朝柱石”背八宝图案的大钱极有可能是他在朝中大臣生日和重大庆典上赏赐臣下之物，以彰天恩浩荡，烘托节日喜庆气氛，炫耀帝王威仪。在这种特定意义上的赏赐钱，当时所铸必定不多，故今已十分罕见。

　　赏赐钱，作为皇帝或执政者赏赐给大臣、部僚的钱币，据史书记载有金、银、铜及鎏金等多种，大都制作精美，一般不作流通使用。如唐代皇帝赐“开元通宝”金银钱，屡见史载。宋代宫中亦有大量金、银赏赐钱。至明代，仍有皇帝“撒金钱赐诸学士”的记载。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四川成都建立大西国后，亦曾铸过金、银、铜三色“西王赏功”钱，以赏赐有功的部将。而清代的宫钱，除钱文的区别外，每一类都有它一定的型制、面文及图饰，因其功用的不同而异彩纷呈，种类繁多。笔者愚见：作为赏赐钱，除金、银者外，铜质的必定金黄籼然，形大而厚重，钱文与图饰亦与一般民俗花钱不同，存在着明显差异。在等级森严、文风肃杀的满清王朝，“熙朝柱石”四字也不是可以随意为文的。

　　此说妥否，望方家指教。

　　冯瑞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