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个世纪纪初其收藏价值就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文字类古籍。现在市场上只要一有出现，必定会引来众多收藏者追捧。因此，只要是真正的版画刻本（不是石印、影印），即使有残亦有不菲价值，值得收藏者关注。在近年的古籍拍卖中，不乏有残本零卷的版画古籍拍出高价的实例。如中国书店１９９９年一部仅存１４－１６卷的３册有版画的明版《列女传》就得价６．８万元，北京万隆２００３春拍仅一册《金瓶梅插图》（残本，应有２００幅图，实有１９８幅，缺１页）也能拍出５．５万元高价。

　　四是具有“艺术代表性”著名版本的残本零册。在中国印刷史中，除了普通雕版印本这一主流品种外，还曾出现过像活字印刷、套色印刷等多种形式的古籍印刷品。这些古籍相对于传统的雕版印本而言，具有稀见、形式特异的特点，有着普通雕版印本所不具备的“工艺代表性”，在古籍收藏中自成体系。因此，这类古籍中的稀见品种如铜、泥活字本、乾隆朝武英殿聚珍本、多色套印本、磁版、铜版刻本……都具有远高于一般古籍的收藏价值，它们的残本零册都值得收藏。如嘉德公司那部２００２年轰动了藏书界、以５０．６万元高价拍出的清初刻《绘图三国志》（残本一册，有版画三十幅），就是因为它是古籍中极其罕见的８色套印本。另外，那些历史上著名的版本和文化名人的家刻本、藏本，即使有残，也极具收藏价值。如２００３年北京万隆春拍会上，一件清乾隆五十六年的武英殿聚珍本《红楼梦》程甲本，原系红学大家俞平伯旧藏，“文革”中曾落入康生手，文革后退还，全书应为１２０回２４册，现仅存残本６册（含第一册，有版画２４幅），虽为残本，却因其绝无仅有的文化学术价值和坎坷多难的递藏经历，拍出１９．８万元高价，印证了这类古籍残本极高的收藏价值。

　　五是历史上各种禁毁书的残本零册。在中国文化史上，因为政治的、文化的原因，历朝历代都发生过禁毁图书的事件，其中最为甚者当属清乾隆时修《四库存全书》时的大肆查禁“违碍”书籍。仅当时列入禁毁书目录的就达３０００余种。这些禁书虽大多被焚毁殆尽，但也有少数被好“书”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偷偷保存下来，直到清末，文化上逐步驰禁，才陆续现身。对当年的禁毁书籍，上个世纪学术界曾遍索海内外遗存，觅得６３４种，辑成《四库禁毁书丛刊》。不排除仍有一些劫后烬余的禁书残本散落民间，如能得之，亦属难得之珍。另外，当时除去明令禁毁的书籍以外，还有一类“准禁书”，即四库存的《存目》、《未收》之书。当时清廷为修《四库存全书》，从全国征集图书，近两万部，《四库全书》仅收录了３４７１种，有６８１９种列入《存目》（只留书目，不抄录全文的书籍），此外更有许多四库未著录、未存目的书籍，则以“释道外教、词曲末技”、“九流方技，往往伪亡荒唐，不可究诘；抑或卑琐微末，不足编摩”等堂皇字眼为借口，一概摒而未录，列为《未收》。乾隆以后，《存目》的书基本没有再印，为挽救这一文化遗产，最近四家已经启动四库存目图书的重印工作，计划在２０１０年前完成，这是继解放后重印《四库存全书》以后又一宏伟文化工程。至于那些四库存《未收》之书更是大多数相继佚亡，今人只能在《各省进呈书目》中得知书各，而难以窥其全貌了。像这类古籍，收藏者如能有幸收得，哪怕是只鳞片爪，也是极其珍贵的。

　　六是古籍的卷首（第一册）。在古籍残本的收藏中，要特别重视卷首（第一册）的收藏。因为古籍的第一册上，往往有书版、序跋、全书回目、版画集锦、历史上重要藏家的印鉴，汇聚了这部古籍最核心、最主要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全书的灵魂、精髓之所在，其文化价值远比其后的册、卷要高。特别是一些善本古籍的第一册，往往可以反映出这部古籍的版本渊源，极具收藏价值，切不可因其有始无终而不予重视。几年前中国书店曾拍出一册明版残本《出像西游记》，就是因为它是卷首（第一册），书牌、序言能反映出它是与吴承恩成书年代最为接近的明刊本之一，且书前刊有精美的木刻版画，极具艺术价值，从而受到众多收藏的者的青睐，最终拍出了３．５２万元的高价。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古籍残本都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收藏残本同样也要讲究藏品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也须遵循“真、精、稀”原则。那些年代较近（乾隆以后）的经史类古籍、一般的雕版刻本，因是古籍图书的大路货，距今年代又近，有大量同类足本存世，工艺上又没有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这样的古籍残本收藏价值不大，不值得花大力去收集。古籍收藏是一种比见识、比眼光的较量，古籍残本收藏作为目前尚未完全开发的处女地，蕴藏了不少机会和财富在等待收藏者去认识、去发掘。但在浩瀚的古籍海洋中淘金，机会与风险同在，成功与失败并存，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古籍收藏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活动变得那样丰富多彩、充满魅力，那样令人激动，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