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出版公司的版本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颇有不同，除了钱先生在“重印前记”中所说，他在重印后校看时，“也顺手有节制地修改了一些字句”外，而且，“《序》里删去一节，这一节原是郑西谛先生要添进去的。”他轻描淡写说，在美国出版的英译本里，“那一节已省去了。”我翻了一下晨光的版本，所删去那一段原文如下：“承郑西谛李健吾两先生允许这本书占去《文艺复兴》里许多篇幅，承赵家璧先生要去在‘晨光文学丛书’里单行，并此志谢。好朋友柯灵、唐弢、吴组缃、卞之琳几位先生的奖励，以及读者的通讯，批评者的谴责，都使我感愧。我渐渐明白，在艺术创作里，‘柏拉图式理想’真有其事。悬拟这本书该怎样写，而才力不副，写出来并不符合理想。理想不仅是个引诱，而且是个讽刺。在未做以前，它是美丽的对象，在做成以后，它变成残酷的对照。”发现钱先生删去了这一节文字，我内心里有过疑问，此中可否有什么“隐情”么？大概是有的。我没有就此事问过钱先生。不过，我相信，问了也是白问的。那么，这个“隐情”还是作为一个悬疑，留待那些专门研究“钱学”的人们去索隐一番吧。

　　顺便再提一事。《随笔》２００５年第１期中的一篇文章，披露了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陈寅恪、梁思成、谢冰心、钱钟书四位著名知识分子的一些言论，这些材料是鲜为人知的。尤其此文中所列举的高教部关于知识分子的那份调查报告，更难得一见。这是作者在旧书摊上找到的会议简报，应该是真实的。但调查报告中摘引钱先生的言论（包括批评“毛选”的那些话），却是别人的栽赃，并不是钱先生自己的“直言”。据说，是一位有名的学者所为。他诬告了钱先生后又不承认此事，就成了一桩无头案。而且，这桩无头案未经调查核实又放入钱先生档案，还作为他“反动言论”的依据引进调查报告。关于此事，我曾经听父亲说过。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最后一章也提起此事的始末，又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一文的第四节“精彩的表演”里再次提到，群众开批斗会质问此事，杨绛先生据理力争，被人斥为态度不好，还让她戴高帽、敲铜锣，在学部大院中游街一圈。在那种严酷政治气氛下，她敢于挺身辩诬，已经是很硬气了。此外，论及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我以为由于当时复杂严峻的环境里，对他们的分析也该是复杂的，应该因人因时因势而言。比如，评判这些知识分子的品格，并不该只看他是否“直言”。而有些所谓激烈直言的人，政治压力一来立即转向，痛哭流涕地否定自己，甚至还拼命咬扯别人。还曾经有些人认为钱先生软弱和世故，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诚如那篇文章作者所说的，“因为我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以目前所见的公开史料来判断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常常会得不到整体的印象。”忽略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对一人轻易下论断，常常容易产生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