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神态有异，各自性情因之得以展现，就意境而言各有所得。黄庭坚、《宣和画谱》谈到画鱼的优劣问题，两者的观点一致。画院艺学徐白以画鱼得名于时，但不得人《宣和画谱》，是因为其所画鱼为庖中几上之物，只能使馋獠生涎，不得临渊之羡。杨晖画鱼浮沉鼓跃，曲尽其性，蘋蘩荇藻映带清浅，吹柳絮漾桃花，观者如在濠梁间。景定间画院待诏钱光甫画鱼带景，精妙如活。此类为好但又不是最佳之境，最佳之境则应有乘风破浪之势。图画院艺学董羽画鱼正得此意，不为“汀泞沮洳之陋，濡沫涸辙之游”，乘风破浪，超忽覆却，生意壮观。

　　比兴在中国文学艺术中有悠久的历史。《宣和画谱》认为图绘龙鱼应和《易传》《诗经》之作一样，亦有其寓兴之意。“乾为天，天行健故为马。坤象地，地任重而顺故为牛”，所以画牛马应有任重志远之意。诗人多以此托兴，画者亦寓意于此。花果禽兽草虫之类，均可寓兴，并且赋物之意各顺其性。画之精绝在能兴起人意，方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登临览物有所心得。寓意在物象上是有所选择的，就题材而言，宋代当时文人画比院体画狭窄得多。作画寓意来自人之胸臆。院体画除了帝王作画外，缺乏画家个性因素，寓兴代表着宫廷皇室的总体认识。宋代院体花鸟画在总体上表现出宫廷流行的安祥闲适的情调，兴起太平祥和之意。宋画院众工每作一画，必须将稿本上呈，所以一时画师费尽心思以符合上意，其作画有受拘束之处。对画家个人来说，当“吾意”与“上意”相违时，创作个性便受到压抑。院画的审美标准掌握在皇帝手中，倘若皇帝艺术水准高的话，尚还是幸事。就宋代皇帝的艺术趣味以及宋代院体花鸟画的成就来看，其表现出很高的水准，徽宗皇帝以及《宣和画谱》便是代表。

　　扬补之画梅花送入宫廷，宋徽宗称其为“村梅”，此后扬补之便自称“奉敕村梅”，与之相对的是“宫梅”。宋徽宗<山禽蜡梅图》上题“梅粉弄轻柔”，宋高宗题蜡梅云：“娇黄染就宫妆样。”“宫梅”与“村梅”的问题，说的是院体画和文人画在画梅体格上的差别。《宣和画谱》将梅之性情列为幽闲一类，与牡丹芍药富贵之性并不相同。院体画梅的宫妆样得的仍是梅之清寒之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南宋马麟《层叠冰绡图》为绢本设色，画面两枝梅花，疏影秀姿。粉白花瓣，绿萼相托，得玉骨冰肌之姿。就理论上而言，文人画与院体画在传神上存有区别，前者偏向于传主观之神，后者偏向于传客观物象之神，院体画表现的是对梅这一物象之属性的审美认识。

　　

　　三、写实观的精神实质

　　

　　论之以形，分辨物象因种类地区四时体性不同而形成的差异，区分物象因举动不同形成的特征。论之以神，求得气韵生动，曲尽其性，各得其景，以及由物及人。其形其神可谓丰富多彩。就在形神论之背后，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理”。《宣和画谱》云：“画家虽游艺，至于穷理处当须知此。”

　　“理气论”是宋代重要的哲学问题。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所谓“理”，主要是规律的意思，以“理”为宇宙本根，是事物之根本。“理气论”集大成者是朱熹，将程颐之说予以充实。理学家说明了宇宙天地万物生成之所以是“理”，画家描绘自然万物也就必须知其“理”。虽然说宋代理学家对“理气论”的诠释最终是为了给儒家伦理道德学说找到了宇宙本体论上的理论基础，但是对“理”的提倡，讲求致知穷理对绘画美学产生的影响是重要的。

　　“理”是宇宙根本，“理”有所依托存乎“气”中，气之凝聚生成万物，所以物物皆有理。大至天地小至蝼蚁皆如此，花鸟画所描绘的物象均在此中。一物有一理，所谓个极，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朱熹具体说到太极之理：“以天道言之，为元亨利贞。以四时言之，为春夏秋冬。经人道言之，为仁义礼智。”“元”是天地生物之端，是“生意”，“亨”是“生意”之长，“利”是“生意”之遂，“贞”是“生意”之成，此为天地之化周而复始四个阶段，太极之理，一言蔽之为“生”，宇宙是生生不已的变化大流，事物之变化反映“理”的存在。

　　具体地说理在万物表现于各自体性。花果草木咸有出土体性，表现在笋条老嫩、苞萼后先、阴阳向背。辨别花蕊枝叶的形状为的是表现四时朝暮的变化，翎毛亦分四时毛羽，以此体现自然万物变化之理。兽有雄毅驯扰之性，而有怒张妥贴之形，两者相表里。物象有各种举止活动，其神态各从所宜。诸如此类，皆得穷理尽性之功。阴阳二气生成自然万物，千变万化，造物未尝庸心，画家也就应当尽心。当我们观流传至今的宋代院体花鸟画时，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当时画家体物性之细腻丰富。画出物象之性，是合理的表现，所以说笔端深造物理并非徒为形似。

　　宋代的理学家注重致知穷理，因为能知而后才能行。而且必须实见其理，才能顺理而行。“知有多少般数，煞有深浅”，深知真知来自亲见。致知通过格物，穷尽万物之理，其中强调亲见实见，这就是画论中“师造化”的问题。以傅色著称的赵昌，设色之妙直接得益于自然，“每晨朝露下时，绕栏槛谛玩，手中调采色上之，自号写生赵昌”，根据此言，赵昌此举可称是对景写生。在绘画上有成就者皆专心师法自然。画家创造利用各种条件达到师造化之功，全身心地投入自然之中，而观察之法亦合乎自然。易元吉以画獐猿著称，他曾游荆湖间，深入万守山百余里，寄宿于山家，观察猿獐鹿以及林石景物，“心传目击之妙，一写于毫端间”，因而所画具备天性野逸之姿，是世俗之目所未及的，此外易元吉在其长沙所居房舍之后，开凿池塘，其岸上有乱石丛篁梅菊葭苇，并且驯养水禽山兽，从窗户暗中观察诸种动静游息的形态，故而所画思致甚佳，甚得写状之功。禽兽在自然环境之中，能够得适其性。画家观察之法应遂其性，求得物象自然野性。

　　在宋代当时众多画论著作中都以“生意”评价称赞画艺之高。《圣朝名画评》引画院中僚属所言赞傅文用画翎毛“浑得生意，较之真者如鉴中见之。”《宣和画谱》评图画院祗侯葛守昌画“跗萼枝干与夫飞鸣态度，率有生意。”《画继》论图画院中孟应之作秋老海棠“子著枝已干而不枯，犹带生意，坐一白头翁生动。”再看宋代院体花鸟画作，可谓是生意趣味浓厚，那扑面而来的是自然万物的生生不息的生命，这是写实精神具有的最鲜明可贵的素质，画家在表现自然生意上费劲思量。在表现生意上董迪认为“花色妥委，便绝生意，画者不宜为此”，崇尚自然生意的旺盛生命力的一面。画花如果花色红深、光色艳发，就润泽凝结宛若在浥露疏风之中，充满了勃勃生机，这样的功效得宜于设色之妙。因而花果妍洁鲜嫩、翎毛光彩陆离成为院体画的一种体格，极尽写生之能事。

　　《宣和画谱》：黄筌于八卦殿画野雉，白鹰“误认雉为生，掣臂数四”。《益州名画记》：黄筌画六鹤“精彩体态，更愈于生，往往鹤立画侧。”这些典故说明因画之逼真而产生效果。《图画见闻志》有相反的观点，书中专门有一段论《术画》，孟蜀时蜀主令一善画术士与黄筌在庭之东西两隅各画野鹤一只，结果术士所画招众兽而噪，黄筌所画却不能。蜀主问黄筌何故，黄筌说他作的是“艺画”，术士所作的为“术画”，因而有此区别。郭若虚认为术士道士是沽名乱艺者，“野人腾壁，美女下墙，禁五彩于水中，起双龙于雾外，皆出方术怪诞，推之画法厥如也”，所以不能录入画史。这里说的是画中物象变成真的。这与前文所言的“真”并不同。其中的道理与对“神品”诠释是一致的。《唐朝名画录》云：“妙将入神，灵则通圣，岂止开厨而或失，挂壁则飞去而已哉。”《益州名画录》“神格”：“大凡画艺，应物象形，其天机迥高，思与神合，创意立体，妙合化权，非谓开厨已走，挂壁而飞。”其实黄筌所画亦有招来鹤鹰的说法，但是郭若虚所言主旨是：画之意义不在于“方术”，而在于“画法”。“画法”当中笔墨丹青、构思立意、天机物理，非“术画”所能及，而画之为画，就在于此，“神”之为“神”亦在于此，“真”也得于此。

　　黄庭坚论崔白之画云：“崔生丹墨，盗造物机。”这代表着宋代对当时院体花鸟画已有的认识。“物机”也就是前文所阐释的自然万物之理。绘画的意义在于追求与造化同功，合乎天造。“写实”、“似”、“逼真”所指相同，就宋代院体花鸟画来说逼似自然中花鸟之真实物象。说明写实意义，必须联系所描绘的对象来谈。这就意味着写实的意义不在于“逼似”本身，而在由此而得的形象所蕴含的意义，郭若虚区别“术画”与“艺画”的道理也正在此。在人与自然之间，花鸟画成为一种媒介，体现人对自然的体悟。本着“天人合一”的思想，从对自然的认识到对人生的感悟。所以花鸟画表现人的认识、体验，其意义在于通过具体的物象来阐明抽象的“理”或“道”，成为“观道”的一种方式。游鱼无鳞是在论形，亦是在论神，亦所谓传神之形。所以说写形的目的在于传神，写实的意义在于领悟生命得自然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