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理学家注重致知穷理，因为能知而后才能行。而且必须实见其理，才能顺理而行。“知有多少般数，煞有深浅”，深知真知来自亲见。致知通过格物，穷尽万物之理，其中强调亲见实见，这就是画论中“师造化”的问题。以傅色著称的赵昌，设色之妙直接得益于自然，“每晨朝露下时，绕栏槛谛玩，手中调采色上之，自号写生赵昌”，根据此言，赵昌此举可称是对景写生。在绘画上有成就者皆专心师法自然。画家创造利用各种条件达到师造化之功，全身心地投入自然之中，而观察之法亦合乎自然。易元吉以画獐猿著称，他曾游荆湖间，深入万守山百余里，寄宿于山家，观察猿獐鹿以及林石景物，“心传目击之妙，一写于毫端间”，因而所画具备天性野逸之姿，是世俗之目所未及的，此外易元吉在其长沙所居房舍之后，开凿池塘，其岸上有乱石丛篁梅菊葭苇，并且驯养水禽山兽，从窗户暗中观察诸种动静游息的形态，故而所画思致甚佳，甚得写状之功。禽兽在自然环境之中，能够得适其性。画家观察之法应遂其性，求得物象自然野性。

　　在宋代当时众多画论著作中都以“生意”评价称赞画艺之高。《圣朝名画评》引画院中僚属所言赞傅文用画翎毛“浑得生意，较之真者如鉴中见之。”《宣和画谱》评图画院祗侯葛守昌画“跗萼枝干与夫飞鸣态度，率有生意。”《画继》论图画院中孟应之作秋老海棠“子著枝已干而不枯，犹带生意，坐一白头翁生动。”再看宋代院体花鸟画作，可谓是生意趣味浓厚，那扑面而来的是自然万物的生生不息的生命，这是写实精神具有的最鲜明可贵的素质，画家在表现自然生意上费劲思量。在表现生意上董迪认为“花色妥委，便绝生意，画者不宜为此”，崇尚自然生意的旺盛生命力的一面。画花如果花色红深、光色艳发，就润泽凝结宛若在浥露疏风之中，充满了勃勃生机，这样的功效得宜于设色之妙。因而花果妍洁鲜嫩、翎毛光彩陆离成为院体画的一种体格，极尽写生之能事。

　　《宣和画谱》：黄筌于八卦殿画野雉，白鹰“误认雉为生，掣臂数四”。《益州名画记》：黄筌画六鹤“精彩体态，更愈于生，往往鹤立画侧。”这些典故说明因画之逼真而产生效果。《图画见闻志》有相反的观点，书中专门有一段论《术画》，孟蜀时蜀主令一善画术士与黄筌在庭之东西两隅各画野鹤一只，结果术士所画招众兽而噪，黄筌所画却不能。蜀主问黄筌何故，黄筌说他作的是“艺画”，术士所作的为“术画”，因而有此区别。郭若虚认为术士道士是沽名乱艺者，“野人腾壁，美女下墙，禁五彩于水中，起双龙于雾外，皆出方术怪诞，推之画法厥如也”，所以不能录入画史。这里说的是画中物象变成真的。这与前文所言的“真”并不同。其中的道理与对“神品”诠释是一致的。《唐朝名画录》云：“妙将入神，灵则通圣，岂止开厨而或失，挂壁则飞去而已哉。”《益州名画录》“神格”：“大凡画艺，应物象形，其天机迥高，思与神合，创意立体，妙合化权，非谓开厨已走，挂壁而飞。”其实黄筌所画亦有招来鹤鹰的说法，但是郭若虚所言主旨是：画之意义不在于“方术”，而在于“画法”。“画法”当中笔墨丹青、构思立意、天机物理，非“术画”所能及，而画之为画，就在于此，“神”之为“神”亦在于此，“真”也得于此。

　　黄庭坚论崔白之画云：“崔生丹墨，盗造物机。”这代表着宋代对当时院体花鸟画已有的认识。“物机”也就是前文所阐释的自然万物之理。绘画的意义在于追求与造化同功，合乎天造。“写实”、“似”、“逼真”所指相同，就宋代院体花鸟画来说逼似自然中花鸟之真实物象。说明写实意义，必须联系所描绘的对象来谈。这就意味着写实的意义不在于“逼似”本身，而在由此而得的形象所蕴含的意义，郭若虚区别“术画”与“艺画”的道理也正在此。在人与自然之间，花鸟画成为一种媒介，体现人对自然的体悟。本着“天人合一”的思想，从对自然的认识到对人生的感悟。所以花鸟画表现人的认识、体验，其意义在于通过具体的物象来阐明抽象的“理”或“道”，成为“观道”的一种方式。游鱼无鳞是在论形，亦是在论神，亦所谓传神之形。所以说写形的目的在于传神，写实的意义在于领悟生命得自然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