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贴近生活的特点，它的艺术手法是形神兼备的现实主义，充满着诗情画意，散发着浓郁的艺术芳香。如果我们鉴定人员能够真正掌握宋玉的这一宏观鉴定标准，便可以避免出现朝代鉴定上的重大误差。宋代现实主义手法的后续情况如何，这是我们研究玉器的人都十分关心的问题。历史的发展轨迹说明，蒙古汗、元帝国确是全盘继承宋玉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的正统的接班人。谈到这里，我们还要向读者讲明，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我们在划分玉器发展的时空框架时，曾将元朝与明清两朝联系在一起，提出了“元明清玉器”的说法，这是由于过分看重元明清均建都于北京的政治文化背景，还没有真正地掌握玉器文化本身及元明两朝玉器的区别。之后，英国“玉之友”主席弗雷先生约我写元明清玉器，我便应允写了一篇专文，经弗雷找人译成英文之后公开发表在英国伦敦出版的《玉》(JADE)上。此后，我在投入玉器艺术方法研究时发现，元明两朝玉器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方法所支配，元是宋代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继续，到了明初，这种现实主义艺术方法已成尾声。明清玉器的艺术方法应是拟古主义的而不是现实主义的。所以，从艺术方法来看，宋元玉器艺术是一脉相承，持续发展，但在工艺上已出现简单粗糙、留下部分工艺痕迹的缺点。如附图中的这几件元代玉器在形象的生动性与活力上确与宋玉形象十分接近，也表明了宋玉与元玉在艺术方法上的一致性与近似性。

　　我在研究明代玉器时发现，其早期(洪武、永乐等朝)与晚期(万历及其前后时期)的玉器在形制、装饰及形象上出现了摹拟古代玉器做工和造型，由此发展起来形成一种社会风潮和艺术倾向。其时的碾玉名家就是苏州的陆子刚，流传下来的子刚款玉器真赝难分，是一个很难解开的历史谜团，尚有待辩证。到了清代，经历了康熙、雍正两朝的整顿和开创，终于酝酿成康熙、雍正及乾隆等三种艺术模式，在形式上、工艺上与明晚期好似不同，但其指导思想与艺术方法却很相近，明清两朝玉器均表现出明显的崇古、仿古倾向。不难看到明清两朝玉器艺术的共性与个性并存的状况，还可看到其发展变化的轨迹。史实证明，元与明、明与清之间，或者元、明、清三代之间的玉器分期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的模糊度、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这既是客观存在，是玉器发展本身出现的现象，又是玉器鉴定者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所致，玉器断代的难度亦由此而加大。

　　古玉鉴定标准(器)的重要价值

　　上面我们谈了宋至清玉器艺术方法及时代风格的变化和发展，那么艺术方法和时代风格对玉器鉴定有何意义和价值呢？我认为，研究玉器的专家学者只要掌握了历代玉器的艺术方法和时代风格，便等于掌握了古玉宏观鉴定标准，当应用到古玉鉴定时虽不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率，也可达到基本准确。如果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文物工作者也依据上述中外艺术格调和艺术方法鉴定文物，再兼用宏观的鉴定标准和经验，相信其鉴定准确率一定会有所提高的。可知宏观鉴定标准是关系全局的概括性的抽象性的标准，所以非常重要，但是目前古玉鉴定人员大多还未注意到这一层面，往往以微观鉴定标准为唯一的钥匙去开启古玉鉴定迷宫大门上的锁，其效果便往往会不理想。这并不意味着微观鉴定标准不重要，如果这样理解则是十足的误会。那么古玉微观鉴定的标准是什么？有何价值？我认为，古玉微观鉴定的标准是涉及一件玉器的局部性的、具体的、具象的标准，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也是比较容易掌握的、颇有灵验的鉴定标准，所以很受欢迎。譬如说现在把时间拉近到唐宋或其以后，过去收藏家有个俗称“唐大头”，意指唐代玉雕人物的头面较大，这就是关乎唐代人物玉雕鉴定的微观标准，其准确的概率较高，但也不是绝对可靠的，譬如唐玄宗前后陶俑的头就显得不大而是合乎人体比例关系的。由于唐玄宗前后的玉俑还未发现，是比例均衡还是“大头”尚不可知，所以“唐大头”仍是一付灵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