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厘米，共存220字，碑左边侧有清朝光绪八年河南府训导杜梦麟刻跋。据考证《王基残碑》是三国时期魏国景元二年(261年)刻石。乾隆时出土于河南洛阳安家沟村，后来移至洛阳存古阁，后又嵌于洛阳明德中学壁间，现藏河南洛阳博物馆。三国时期禁立碑石，存世量极少，自然拓本更少。我收藏的这幅《王基残碑》拓片字皆完好无损，当为清光绪后期所拓，其波折翻挑和扁长字形构成了曹魏隶书的时代特征，同时期的《上尊号碑》《受禅表碑》多已残破漫漶，故《王基残碑》足可卓然鹤立于三国时期的碑刻遗存了。

　　另外我收藏的《张迁碑》《石门颂》也比较珍贵。《张迁碑》隶书，剪裱并附碑阴，经与北京大学藏拓本相比较断为清乾嘉时期拓本。《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清时此碑南向立于山东东平州学明伦堂前，现藏山东岱庙东庑。此碑早在明清时就为学者所重视，其书法是汉隶中雄厚朴茂的代表作，如今已被印制数百万册，成为书法爱好者临习的范本。

　　金石拓本自宋朝兴起，千百年来已成为极其珍贵的收藏品。汉碑、北魏造像、唐碑志等拓本都有着极其重要的考古和书法研究价值，而它们在收藏投资市场中被形象地称为“黑老虎”，原因是一则其“价值不菲”，再则“真赝难辨”，一不小心便会被“老虎”咬一口。要想辨别碑帖的真赝，首先要了解碑刻的形成。碑和帖是关于刻石文字的两个概念。碑是竖石，帖是横石(也有木刻的)，帖一般是将古代名人墨迹摹勒上石。古代书碑有两种方法，即“书丹”“摹勒上石”。“书丹”即书者直接在石头上写字，以备铣刻，曹魏时期《王基残碑》初出土时，未刻部分还保留着朱书，高昌砖上也时有未及镌刻的朱文留下来，“摹勒上石”是将碑文写在纸上，再在纸背以银朱依样勾勒字的轮廓(称双钩)，然后覆于备刻之石，以纸数层叠放干摹纸上，以石均匀砑磨，使双钩银朱粘于石面上，据此可刻。书法有高低，摹勒有粗细，这就出现了种种不同面貌和风格，这样通过刊刻的书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注重石面上的效果，例如方棱笔画，若采用毛笔是难以写出的，除非有意描画，如《龙门造像》都属这一类，另一种尽量忠实于书家笔迹，这一类往往被人称为“下真迹一等”，前类则与墨迹差别很大，显然是书刻艺术的结合。

　　碑石的捶拓方法一般有擦拓和扑拓两种。前者只宜较大、较平坦的石面。如遇凹凸不平石面或器物浮雕就非用扑子一点一面拓出不可。从用墨看也有浓、淡、润、燥之分，浓墨拓，淡墨拓各有千秋。南宋拓帖浓淡相间的，整个底浅淡，字画间多拓一些颜色力口深，字口鲜明别有韵致。清代初期御制墨拓，乌金发亮的是乌金拓，淡墨中浅而匀的精拓才算“蝉翼拓”。中国古代碑刻的摹勒上石、镌刻、纸墨、拓工、装帧等都是非常讲究的，所以说碑帖善本是一种综合艺术品。

　　碑刻作为一种艺术品，自唐宋以来翻刻便出现了。有的原石尚在即依照拓本另刻一石，拓出后冒充原石拓本，此为翻刻。被翻的原石有的是损泐模糊，或地处偏僻，善本难得，捶拓不便，有的是商人牟利，随手做出赝品，鱼目混珠，如汉《曹全碑》所见翻本几十种，良莠不齐。再者自清乾嘉以来碑学兴起，金石碑碣翻刻成风，有的做于石，有的做于木、灰、泥、砖，而现在又有以塑料翻刻做型的。然而不管怎样翻刻与原刻总有不同之处。拓片的鉴定主要靠多看，多积累经验，注意观察拓片的神采是否暗淡，拓片石花是否呆滞，再看纸张质地。如拓墨浅而飘则不符合拓片早期着墨的特点，而拓片拓制的早晚跟收藏价值有着重要的关系。再者碑石在镌刻时字口多向内倾斜，由于捶拓时拓一张，常把碑洗一遍，字口越来越瘦，近拓本比初拓本字口瘦也是一个特征。

　　金石拓本的收藏应主要集中在唐代以前金石文物，如青铜器铭文、汉碑、魏碑、墓志、塔铭、法书等，拓印时间早，保存品相好则价值自然就高。另外，一些原石出土较晚，原石保存较好的，其拓本也是有很高收藏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