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臃肿；线条转折的用笔非一笔完成，而是断后添描。又于衣衫着色之渲染几近平涂，而不知原作的随意渲染能使衣褶益见飘逸。因此，尽管作伪者运用了将原作放大，采用描摹手法使罗汉的造型基本与原作一致，但终因绘画技能的低下，笔法的乖张，所作只能差堪形迹相似而已。再看拍品上的款字，也许作伪者自知仿造吕凤子风神独绝、变化多端的草篆笔画更难，所以只得将原作上的2则100余字的长题改作“四阿罗汉 甲申造像 凤先生辟山”。但是，由于作伪者于书法同样未能入门，所作款字亦只能以样画瓢，笔画牵强拼凑而几难成字，“直鬼画符，狗脚迹之属，尚不足语于虫书鸟篆也。”拍品之粗制滥造一至于此！至于图二拍品在款题中竟将地名“辟（璧）山”之“山”，写作“心”字，由此可见作伪者对吕凤子及其《四阿罗汉》的相关背景一无所知；按此一字之错，便能断此拍品必伪无疑矣，遑论其余！

其实，图三吕凤子先生的《四阿罗汉》，现藏江苏美术馆。该图纵76.5、横105厘米，设色纸本。曾展出于2001年9月30日—10月21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的“百年中国画展”，又曾被多种画册收入出版。吕凤子的《四阿罗汉》作于1942年，是作者1937年“七七”事变后，率正则学校部分师生员工自江苏丹阳辗转西迁四川，他亲自体验到国破家亡的苦难遭遇，激起他抗战救国的爱国热情，也给他的艺术创作增添了新的题材和内容；为他的人物画创作开辟了新的途径。在此期间，他作为艺术家以画笔来反映中华民族在日寇铁蹄下遭受的灾难，人民大众因战争而逃亡的苦难，或借佛教人物故事来嘲讽、抨击时弊，为民众呼喊……作品有如：《流亡图》、《敌机又来矣》、《纤夫》、《逃难》（前二图于1939年由教育部选送苏联参加展出，作者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等。最为著名的便是《四阿罗汉》。作品中作者借取佛学中悲天悯人的故事，以四阿罗汉嬉、怒、悲、愤的情态来嘲讽战时当局政事的腐败和不恤民意。1938年，他作为艺术教育家，在四川璧山县重建私立江苏省正则职业学校；1940年，受教育部委派出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41年，他病倒入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1942年，经教育部批准，在璧山创办正则艺术专科学校。故在同年创作的《四阿罗汉》的款题中有“三十一年（1942）十月凤先生病起辟山”之语。该图在重庆举行的第3届全国美展中获得一等奖，这也是战时唯一的最高美术奖励。这些便是吕凤子创作《四阿罗汉》的大致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