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时编写过一本《輶轩语》，在“论读书”条中说：“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抄。”一、二仍是从校勘来讲的，三则把善本当成了文物。稍后，四大藏书家之一的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中，就将善本归纳为旧刻、精本、旧抄、旧校四类。其中旧刻指的是宋元本，精本指的是明洪武至嘉靖时刻本，包括少数“雕刻既工，世鲜传本”的万历以后刻本，加上旧抄、旧校，都是视为文物的善本。但在精本中又说洪武至嘉靖时本中“足本、孤本，所在皆是”，在旧校中也说“补脱文，正误字，有功后学不浅”，这样，又把校勘精审的涵义混杂了进去。改革开放以来重视古籍善本，对“善本”的涵义又颇多议论，并出现了所谓“三性”、“九条”之说。“三性”者，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之谓，而“九条”则是如何才算善本的具体规定。其实，“三性”中的后两性很难成立。如清末民国初覆刻宋元本，其精工有转胜于明仿宋刻者，很具备艺术代表性，但由于时代太近，便不能视为“善本”。在清末民国初，还有一些高水平学术著作仍雕版印刷，很具备学术资料性，但也不能列入“善本”之中，原因仍是时代太近。可见，真起作用的只有一个，即历史文物性，是“一性”而不是什么“三性”。此外，“九条”中成问题的也不少，如以乾隆时作为善与不善的界限，说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为善本，殊不知清刻本中真正难得、堪称文物的书，一部分在清初，多缘涉及怀念故明而遭禁毁；一部分在道光、咸丰时，则由于当时作为文化中心的江、浙等地所刻书板受太平天国战事的影响而被毁。乾隆刻板虽毁，但印书已多流传，道、咸刻板则印书无几，故板毁后遂成罕见之晶。

为了避免今后再发生纠缠，我主张索性把所谓“善本”区分为两种涵义：

(1)一种涵义是凡成为文物的古籍都是善本。宋刻本，元刻本，明嘉靖以前刻本，明活字本，明抄本，清前期旧抄本和有价值的稿本、批校本，清人就视为善本，今天当然更是善本。明万历以后少见的和印制精美的刻本，清代少见的或印制特别精美的刻本、活字本，民国时特别少见的刻本，以及清中叶以后少见的抄本，有价值的稿本、批校本，在今天看来也可以定为善本。这里主要贯彻了“物以希为贵”的原则。至于将来，譬如过了若干年，清代、民国时的刻本又稀少起来，则我们的子孙后代很可能再把它提升为善本。可见这种具有文物涵义的善本的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是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动的。

(2)再一种涵义是校勘精审的才是善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个本子是善就永远是善，不善就永远是不善，而决不会像文物涵义的善本那样，标准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动。这种涵义的善本不受时间的制约，它可以是清末民国时的刻本，甚至可以是近年来新出版的影印本、铅字排印本，当然也可以是宋元本、明本、旧抄本、稿本、批校本等等成为了文物的善本。

因此，有相当多的本子会既是校勘精审的善本，又是成为文物的善本；也有一些本子只是成为文物的善本，不是校勘精审的善本；还有一些本子则只是校勘精审的善本，不是成为文物的善本。右上面的图就表示这两种涵义的善本的关系。